经济师历史成本原则

近代出了一位伟大的人物林则徐，一位带给中国革新思想的人物，近代看世界第一人。近代横行，贿赂横行，黑白颠倒。人不为己，天殊地灭的行为横行。林则徐是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上至王爷以及首席军机大臣，下至凡夫走卒都有受贿，外有强大的毒饭子英国，船尖炮利，内外交煎的情境下，与一战，置生荣辱于度外，一肩挑起天地重担，风云变色。他的非常可贵之处，是在于他的下场已在意料之中，仍然不惜个人高官厚禄，生荣辱，一心为国为民。他被公认为近代史的始祖。他的精神酝酿着中国的开始。他的思想带领着中国人用奉献改变中国。林则徐不但是中国人的英雄，他也是全世界的英雄。星火燎原，正能量从林则徐开始，燎遍了五州四海，林则徐被全世界公认为英雄，是载入世界史册，属世界文化一部分。国际联盟把销烟开始的（6月3日）定为国际禁烟纪念日，大会[把销烟完成的翌日（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Drug Abuse and Illicit Trafficking。中国没有任何一位英雄是全世界公认的，除了林则徐。林则徐超高境界的至诚名言：茍利国家生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中国凝聚了多少正能量，多少英雄因他感召，舍身就义，前后继，扭转乾坤，昭示着中国将步入康庄大道，此去无穷尽景。近代中国因使中国五道统几乎全部沦陷，他从根本处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是复兴中国经济的第一曙光。
沈葆桢近代中国创办的第一家专业机器造船厂经营人。在那贪官污吏，经费短缺的年代，沈葆桢两袖清风，含辛茹苦，以极低的经费，给国家呈上了一百二十分的成绩，难能可贵。并且，船政学生是在忠勇不渝的精神教育下成长起来，肩负着强国的使命，给中国留下一段英勇壮烈的历史。沈葆桢要求洋务的精神〝且漫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中国近代洋务能够发展全部来自他的精神。
陈岱孙（20-27），原名陈总，2022年10月20日生于福州闽侯县。经济学家、教育家。2022年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获学士学位，并获最高荣誉金钥匙奖；2022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20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20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2022年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次年起又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顾问、《经济科学》杂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等。陈岱孙从事经济学教育七十年，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教育理论，他认为应将专才和通才教育结合起来，主张实行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恰当结合，坚持培养经济科学人才要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全面训练。陈岱孙教授学识之渊博，教学艺术之高超，素享盛誉，堪称楷模的德高望重的经济学界宗师。陈岱孙主要著作有：《经济学说史讲义》、《经济学说史》、《政治经济学说史》、《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发展》、《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经济现代化》、《西方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思潮的消长》等。他在北大致词， “学无止境、自强不息”，“学以致用、用在奉献”。这是他一生的写照。陈岱孙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历史学说等方面，是中国近代和现代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把历史学好也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 历史是一个记忆性很强的科目，大家往往会发现很难把所学的知识都一一记住，甚至记了几遍后，隔了不久便会遗忘。其实，想要把历史知识记住，是有规律可循的。例如，学习古代史，可分解为政治特征、经济特征、关系、对外交往、文化五大方块进行记忆。而对于世界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则要注重理解，因为许多历史事件是相互交织、脉脉相承的，这样就组成了一个较庞大的记忆网络，记硬背是行不通的，而且很吃力，这就需要理解的帮助，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就较容易将此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理清楚。 对于历史科的复习，由于个人情况不同，侧重点也会有差异。我个人认为，考前应注重书本和笔记上的基础知识，因为30题选择题占据半壁，而选择题往往是一些基础知识。对于材料题，是需要靠平时积累的，如老师要求我们每星期三题，就算真的不想做，也应该把材料阅读后，对照一下答案，对材料有一个大概印象，因为材料题往往会涉及到我们没有接触过或书本没有详细说明的问题，做材料题可以扩大我们的知识面。 大家都知道，历史是一个不需要很高思维能力的科目，但注重思维的严谨，所以要学好历史就不能马马虎虎、得过且过，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只要树立信心，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和解题技巧，那么在高考考场上就无往不利了。 路就在脚下，我们一定可以走好；只要我们把握了学习的方法，我们要过就不会是有很多人害怕的独木桥，而是上面的这座可以畅通无阻的桥。 一、 产生兴趣 对历史科有兴趣，成绩自然好起来。如何对历史科产生兴趣呢? 首先，历史事件和我们们息息相关。例如:的一九九七问题和1842、1860及2022年的中英条约有关;今天南斯拉夫的内战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关系密切。所以，只要留意时事并探本寻源，定能巩固书本上的知识。 其次，明白历史的用处。历史可以训练思考和分析能力，使人具备求真和讲证据及逻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历史对做人处世帮助很大，退可以励志，进可以建功立业----英国著名首相邱吉尔是历史学家，已故港督尤德也是专攻历史的。因此，各位不要因为修读文科，尤其是历史科而感到自卑。反而要努力学好这门学科，在学业上、个人修养上和识见土、及前途上下苦功。 二、 历史事件的要素和阅读及记诵技巧 历史事件的要素有四:时间、地点、人物和事情;而事情则包括原因、经过和结果。 1 时间有先后，你只要把大事年表里的重要事件多看几遍，自然记牢了。除了重要事件要确知其发生年分如维也纳会议是1814-2022年，辛亥是l2022年，其它只须明白其大概年代，或不同事件的先后次序如维也纳会议先於凡尔赛会议，便可以了。 2 地点有东西南北，你只须认识各地的大概位置或相对位置便行了。最佳的方法是和地理科结合，确认各国今天的政治地图，特别是欧洲和中日的国界．主要城市。此外，若干条约规定的转变也应紧记。 3 人物是构成历史事件的主角。不过，会考要求并不太高，我们祗要熟记重要的历史人物便可以应付考试了。如自强运动的曾、左、李．恭亲王、慈禧太后是必须熟记的，次要的人物如魏源、冯桂芬则略知一二，再其次的，则一律不记。不同历史人物的生存时代和事迹也应知其大概，才不会张冠李戴。 4 事件由时地人三项元素构成。明白了上述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自能对重要史事了如指掌。历史事件的相关年代要清析:先念念课题的次序;次念某课题的重要事情，如1860至2022年中国的大事包括自强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瓜分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事件．晚清改革、辛亥和五四运动;然后记诵某事件的其它重大情节，如自强运动分为三阶段，辛亥分为兴中会和同盟会两个时期。至於枝节琐事，似非会考的重点。 5 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其它方面。以第一次战争的爆发原因为例:政治方面包括中英的政制不同、司法制度的差异;经济层面有工业和农业经济的不同、公行制度．贸易不平衡、贸易;社会因素如英国工商业家对决策的影响;文化方面如中国中心主义与英国自由思想的分歧，个人责任与集体负责制的冲突;特殊事件包括林则徐销．林维喜事件。若能紧记这些重大事情，则对战争的背景有清析的概念了。总之，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其它等五方面的公式套在任何历史事件中，即可事半功倍。 6 因果关系应建立於史实和逻辑上。因先於果，果后於因，两者要合乎情理。从这一角度看，不应把历史事件孤立来看，如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导致割让阿尔、洛林，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但此后法德关系恶化，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则割地是因，而大战是果了。 因此，假如能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举一反三，则事件的因果关系了如指掌，而学习亦事半功倍了。 7 事件的经过祗须记重大事件，如意大利的统一运动略知1820．1830和1848，加富尔的改革和外交，马志尼的思想及加里波的的贡献便可以了。因近年会考并不强调背诵史实，故你只须知道最重要的史实便行了。 8 近年考试强调分析，也会要求考生就历史学家对同一史事的不同观点作出评论。初学者往往被矛盾的史论迷惑，不知信那一学说;同时对历史解释的客观性产生怀疑。我的建议是:首先明白一种解释 分析其长短处;但同时却抱著怀疑批判的精神，把它和相反的意见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 9 和其它科目一样，只要课前预习，把不明白的地方记下;上课留心听讲，不明之处，向老师请教;课后温习，整理笔记，把重点记熟;多读、多思考、多写、多做模拟试题在法定时间内完成；考试前重温重点;考试时冷静选题和作答-----能够做到上述各点，自可获得好成绩。

第10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以下基础知识：改革开放后邓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大上邓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十三大上邓提出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邓理论的形成；十四大邓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十五大邓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通过“为什么说邓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的思考，培养学生归纳分析问题的能力；从邓理论的形成到其指导地位确立过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历史地看问题和按时序整理历史知识的能力。

通过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介绍，使学生认识邓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激发学生对总设计师的敬爱之情；通过“邓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 的学习，使学生认识邓理论是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逐步确立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做贡献的人生理想。

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一、重点和难点

本课主要介绍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大这一时期，邓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做出的重要贡献和邓理论形成和确立的基本史实。

本课重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

本课难点是理论性强，学生不易理解，特别是难于理解为什么说邓理论是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确立这一难点目的在于使学生认识，正因为邓理论是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所以确立它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也就是必然的了。

二、教法建议

1．本课第一目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教师可以用多媒体设备展示“邓在广东谈改革开放问题” 的图片，同时播放“走进新时代” 的乐曲，引导学生阅读本课导读框的内容，了解邓在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发表的一席重要谈话，并联系第8课“伟大的历史转折” 中学过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然后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而邓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由此导入新课。

2．关于“四项基本原则”。教师要指导学生阅读课文下的注释，了解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教师要指导学生明确两点：一是四项基本原则提出的背景。2022年初，针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就是要否定中国党的领导，否定道路，否定人民，否定马列主义、思想。对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教师可不必解释，因为这一概念太抽象，学生理解起来很困难。二是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要强调它不仅是我国的立国之本，而且还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它已写进了《中华人宪法》。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至于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相互关系，教师不必再作解析，否则会人为地提高教学的难度。

3．关于十二大，教师要求学生知道，在这次会议上邓明确提出了“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特色的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对于基础较好的班级，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回顾已学过的知识，进一步启发学生认识：主义的普遍真理不能照搬，必须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当年把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中国必须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邓把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思想。

4．关于十三大，教师可用多媒体基本手段演示教材引录的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求学生掌握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邓为大会阐明了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提出了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一基本路线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统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实践之中。十三大根据他的设想，做出了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至于分哪三步走，可指导学生看教材的一段小字内容即可。

5．对于教材设计的“为什么说邓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的问题，教师要指导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有条件的话可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最后由教师归纳成以下几点：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提出要实行改革开放；二是实行改革开放后，他提出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是十二大上他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的重要观点；四是十三大上他提出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五是十三大根据他的设想，做出了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总之，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邓解决了什么是，怎样建设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因此说他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6．关于南方讲话，有条件的学校建议教师用多媒体课件直观地展现邓南方讲话的片断，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然后指导学生认真阅读教材内容，并把握以下几点：讲话的背景，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遇到姓“资”姓“社”等问题困扰的关键时刻，此时，他虽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关注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讲话的重要观点，在于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能动摇、特区姓“社” 不姓“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发展经济是关键、发展才是硬道理；讲话的意义，主要是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关于邓理论的形成，教师要结合前几课内容向学生说明，邓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表了许多重要讲话，阐明了一系列建设中国特色的思想，逐渐形成了邓理论。教师还应提出为什么说邓理论是“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的问题让学生思考，并给学生作必要的提示：在的发展道路问题上，邓强调走自己的路，以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在的发展阶段问题上，邓做出了我国还处在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在根本任务问题上，邓指出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的发展动力问题上，邓强调改革也是一场，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在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邓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必须坚持自主的和平外交，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建设的政治保障问题上，邓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在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邓提出了“分三步走” 的战略设想。等等。

一节课的教学难点并不是在一节课的单位时间内就能解决的。邓理论是“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结论很重要，学生由于年龄、知识和能力限制而不容易理解。本节课要求学生理解这一问题是不现实的。教师的主导作用在于归纳有关的内容，提示思考的角度，为学生今后进一步理解这一重要理论问题提供帮助。

8．关于邓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只要求学生以下两点：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它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确立它为党的指导思想。

三、学法指导

1．根据本课提供的史实，思考和讨论“为什么说邓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的问题，指导学生进一步学会运用从具体史实中归纳得出历史结论的方法。

2．指导学生设计《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成和确立大事简表》，训练学生学会运用按时序归类整理历史知识的方法。

四、问题探究

动脑筋

为什么说邓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提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十三大，邓提出的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

参见教法建议。

活动与探究

1．议一议：结合你对改革开放的体会，议一议为什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提示：从改革开放以来，你的家庭生活发生的变化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来谈体会，发表议论。

2．收集资料：收集邓为中国改革开放作贡献的事迹，在班级或小组进行座谈。

提示：可通过查找网上资料、音像资料和书刊资料，采访老红军、老，了解邓为改革开放作贡献的事迹。

（海口市教育局教研室 傅元根）

参考资料

四项基本原则

即坚持道路，坚持人民，坚持中国党的领导，坚持主义和思想。2022年3月30日，邓指出：“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2022年12月，《中华人宪法》确认了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党领导下，在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坚持道路。” 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的立国之本。

初级阶段

中国社会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始于2022年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到现代化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在这个阶段中，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人民的政治制度和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中国已经是社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机械化、自动化水平总的说来还很低。十二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不同产业部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极不平衡。同生产力的这种状况相适应，在生产关系方面，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还需要有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私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在上层建筑方面，经济、文化的落后还限制着高度政治的建设，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着党的和国家队伍。因此，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阶段。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矛盾，表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这一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总起来说，我国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深化改革与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伟大复兴的阶段。

建设有中国特色理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理论的主要内容是：

在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按照本国实际建设。

在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这个实际，超越阶段。

在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在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制度、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精神文明。

在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在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道路、坚持人民、坚持中国党的领导、坚持主义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它同时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在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在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是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劳动者、拥护的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的重要力量。

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制度，、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王曾瑜　男， 2022年生，原中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著有 《鄂国金佗（左禾右卒）编、续编校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宋朝兵制初探》、《宋朝阶级结构》、《金朝军制》，历史小说《靖康奇耻》、《河洛悲歌》等 。
姜锡东　男， 2022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宋史的研究，被评定为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获颁发的特殊津贴。专著《宋代商业信用研究》获河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论文《宋代交引铺的经营活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获河北省社联二等奖。主持编写十卷本《中国改革通史》，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宋辽夏金元卷》等多部著作。专著《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22年12月出版）获2022年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 男， 2022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法律史、宋史研究。出版专著《宋代法制研究》、《宋代法律史论》等书，合著出版了《宋朝典制》。《宋代法制研究》一书获河北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类二等奖。主编《中国改革通史》综合卷。《宋代立法简论》获河北省社科二等奖。
李华瑞　男， 2022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河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辽宋夏金史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被评定为河北省跨世纪优秀人才，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现兼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历史评审组成员，2022年获河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称号，2022年获第三届“高校青年教师奖”（即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先后出版了《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宋夏关系史》、《中华酒文化》、《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等专著。《宋夏关系史》获河北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获河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刘秋根　男， 2022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宋史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典当制度史》、《明清高利贷资本》等专著，其中《中国典当制度史》获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专著类二等奖，《明清高利贷资本》获河北省第八届（2022年）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参予撰写的《清代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获郭沫若历史著作专著类二等奖（2022年）。2022年入选河北省新世纪“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
汪圣铎　男， 2022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史、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2022年获颁发的特殊津贴，出版专著《宋两财政史》（上、下）、《中国钱币史话》、《宋真宗》、《两京梦华》、《两宋货币史》、《两宋货币史料汇编》等，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曾获中国钱币学会第一、第二届学术成果“金泉奖”。《两宋货币史》于2022年获河北省第九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
王善军　男， 2022年生，博士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宗族、辽代宗族的研究，已出版专著《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获河北省第八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专著类二等奖。
王菱菱　女。 2022年生，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 ， 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宋代经济史、矿冶业史研究，专著《宋代矿冶业研究》将于近期出版。
高树林　男， 2022年生，教授。主要从事辽金元经济史、人口史研究，出版专著《元代赋役制度研究》，该书获河北省第六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专著类三等奖。
闫孟祥　男， 2022年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此前曾于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完成科研课题：大乘佛学与理学核心义理比较研究。 男， 2022年生，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辽金元史、北方游牧史研究。
王晓薇　女， 2022年生，硕士，实习研究员，在读博士。主要从事宋代政法史研究。
王志双　女， 2022年生，硕士，实习研究员。主要从事宋代政治史研究。
贾文龙　男， 2022年生，硕士，实习研究员，在读博士。主要从事宋代政治史研究。
丁建军　男， 2022年生，学士，讲师，在读博士。主要从事宋代文化史研究。
校内博导 ：　
李振纲 ，男， 2022年生，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李金铮 ，男， 2022年生，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校外兼职教授 ：　乔幼梅 ，女，山东大学 历史系 教授，博导，原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
黄宽重 ，男，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
金渭显 ，男，韩国明知大学教授，韩国宋辽金元史学会会长。
游 彪 ，男，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 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苗书梅 ，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杜建录 ，男，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宋史中心兼职博导。
孙洪涛 ，男，河北工程技术职业学院教授。
李瑾明 ，男，韩国外国语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
曹福铉 ，男，韩国京畿大学讲师，博士。
王嘉川 ，男，江苏扬州大学历史副教授，博士。
方建新 ，男，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方 健 ，男，苏州市经济协作办公室高级经济师。
刘浦江 ，男，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杨富学 ，男，敦煌研究院研究员。
龚延明 ，男，浙江大学人 文学院 教授，博导，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
宋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校外兼职）：　
朱瑞熙 ，男，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导，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
黄宽重 ，男，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
邓小南 ，女，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程民生 ，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
包伟民 ，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系 教授，博导，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
近十余年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外学人的共识，从生态背景出发重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环境与长期起作用因素，已成为国际史学发展的潮流与方向。环境恶化乃积渐所至，正如《汉书·贾谊传》所言：“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1]p2253。在此背景下，大陆学术界也明显加强了中国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本文拟对这些成果试作综述，对其中的不足略作总结，不妥错谬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之关系研究

区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受到学界重视，主要从社会经济变迁结合相应的地理单元进行考察，其研究理路可概括为：概述区域自然地理概况一考察区域开发过程一探求经济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一分析环境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制约一总结人地关系的演进特点及相关历史经验教训。

黄土高原及相邻地区研究。20世纪2022年代以前，以谭其骧、史念海为首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与黄河下游的水患，2022年代后期到2022年代，学术界将研究重点转向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环境复原，如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状况等方面。近十余年来，相关研究又注重人类活动、人地关系等方面的探讨，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如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①及主编论文集《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②，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③及主编论文集《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④等等。大量的文章围绕着区域小环境从不同的视角展开考察。梁四宝、李心纯分别撰文就明代的“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指出“明代九边屯田所引起的土地大面积的退化性演替，不但使晋西北、陕甘宁区域的土地资源遭到极大，而且加剧了该区域水蚀、风蚀的过程，对黄土高原这一时期迅速增加的水土流失量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2]。王广智、陈可畏、朱士光则分别考察晋陕蒙接壤区的环境变迁。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3]陈可畏更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虽然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变成今天这样面貌，到处荒山秃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4]。朱士光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则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该地区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其《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概况》及《试论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演化的特点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等文章继续阐发这一主张。[5]史念海、杜瑜、王乃昂则通过考察历史时期甘肃、宁夏等黄土高原区农牧分界线的推移，再现了当地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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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书汇集史念海先生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研究黄土高原地区的历史地理论文二十多篇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22年。

② 这是中日历史地理学家合作研究的课题“中国黄土高原的都城与生态环境的变迁”的成果，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揭示了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的复杂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增刊。

③ 这部著作汇集了作者的23篇有关文章，从多个侧面对我国黄土高原地区自时代以来的环境变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王守春评价此书为“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的承前启后之作”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2022年。

④ 朱士光主编《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作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的增刊出版。

西南、西北地区研究。该地区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比较明显，引起学界关注。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与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突出入地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7]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8]邹逸辚、钞晓鸿、张建民、葛庆华等人则先后撰文就明清时期秦巴山区的环境变迁进行研究，指出明清以降，由于移民大量涌人与不当开发致使当地生态失衡，社会经济出现严重萎缩，强调区域开发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9]关于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王守春认为塔里木盆地历史上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过去联结东西方通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10]。肖小勇则通过对古遗址及古文献考察，指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生态环境变迁呈现出荒漠绿洲化和绿洲沙漠化的特点。[11]

华北、华中及其他地区研究。人地关系演变是研究重点。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唐亦功《金至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等论著是该方面的代表作，为我们今天科学开发、合理利用这些区域的自然资源提供了很强的借鉴意义。[12]长江流域的环境变迁及沿江湖区的人地关系．吴敌撰文指出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13]张国雄认为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农业生态环境发生了两个突出的变化，即森林资源减少和水域减退，而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是水土严重流失”[14]。汪润元、龚胜生的文章就人口压力下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进行考察。[15]许怀林考察了江西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与环境演进过程，认为“江西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有江西的省情个性特征，也有国家大网络中的关联义”[16]。

王建革关于近代华北及内蒙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系列论文，以生态经济学中的能量投入产出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及性质进行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已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17]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这一发展趋向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18]；他还认为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程。[19]关于内蒙古地区作者继续采用华北系列文章的分析路径。[20]此外，郑磊运用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对秦晖先生的“关中模式”提出了不同的诠释，认为当地地权分散、租佃对立不严重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21]

二 关于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之关系研究

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之关系主要集中在商都殷墟和古都长安的研究，利用考古及文献资料考察生态环境变迁与都城兴衰，在古代城市史研究中独树一帜。李民从地理位置与气候、水文状况、土质地貌和矿藏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的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22]。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23]郭睿姬则考察了殷墟出土的动物遗骸，提出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殷墟文化孕育、形成、发展繁荣的基础。[24]

关于古都长安城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近年来，学者尝试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取得大量很具深度的作品。史念海主编的《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是该方面的代表作，该书收录了中日学者十几篇相关文章，其中史念海《黄土高原的演变及其对汉唐长安城的影响》、史念海与马驰《关陇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关陇集团的建立和巩固》、妹尾达彦《唐代长安城与关中平原的生态环境的变迁》、鹤间和幸《汉长安城的自然景观》等，揭示了汉唐长安城与黄土高原至少存在的四个层次的地域生态关系；李心纯《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与黄土高原的生态》从文化角度探讨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关系；李健超《汉唐长安城地下水的污染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和朱士光《汉唐长安城的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则对汉唐长安城本身兴衰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探究，朱士光在其文中指出“国势的强弱、国都的兴废与社会经济的盛衰、生态环境的优劣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正相关制约关系”。另外，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和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则继续论证了汉唐长安城与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关系。[25]此外，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一书以12世纪为界，对唐宋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此前和此后所处的不同生态环境进行专门研究，指出在之前，开封城有优越的生态环境；之后，环境逐渐恶化。可以说是有关方面研究的一部力作。[26]

三 关于动植物变迁与区域沙漠化研究

动植物变迁研究作为环境变迁的细部化研究，成果颇丰。人们通过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实地调查复原原生生态环境，提醒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史念海就我国由南到北的森林分布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不断变迁，“原来森林茂密的地区到现在有的已经成了草原、甚至沦为沙漠”[27]。文焕然先后发表数篇文章考察了历史上内蒙古、青海、新疆、两广南部及海南等地区的森林变迁。[28]蓝勇则考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森林演变，认为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明清以后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其大规模的丧失，指出“强制性地在三峡地区退耕还林，恢复历史时期三峡地区茂密的森林，在三峡地区有不可替代的地位”[29]。朱士过对历史时期华北平原和东北地区的植被更替情况进行研究，强调植被变迁与人类活动、气候变迁之间的双向制约机理。[30]此外，李并成、周云庵还分别考察祁连山区、秦岭等地的人类活动与植被变迁。[31]关于断代的区域性考察也有大量文章。王守春、林汀水、暴鸿昌等撰文分别考察明清时期黄土高原、福建、明代长城区域等地的森林植被变迁，呼吁应该以史为鉴，保护有限的森林植被，充分认识人类活动对植被变迁的负面作用。[32]蓝勇、龚胜生还分别对明清时期皇木采办和唐代长安及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的樵采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探讨，立意新颖，显示这一领域的良好发展态势。[33]

有关动物方面主要是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先后发表的系列文章，论述了大熊猫、金丝猴、扬子鳄、虎、熊、犀牛等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得出变迁的总趋势是分布区域由大变小，分布范围北界日趋南缩，有的物种甚至濒于灭绝的结论。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28]和何业恒《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34]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蓝勇、刘正刚等则分别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动物分布区域的变迁情况，为我们今天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动物资源提供了经验教训。[35]

关于区域沙漠化研究，继侯仁之先生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近十年来在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丰硕成果。景爱的沙漠化“二重性”论断及《沙漠考古通论》中的跨学科、跨视野的实证分析堪称这方面的代表。[36]《清代科尔沁沙地的垦荒》、《沙坡头地区的环境变迁》、《木兰围场的与沙漠化》等文章运用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气象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法，就沙漠化成因机制展开深入分析，有力地推动了此领域的研究。[37]李并成则通过对河西走廊个案分析，就干旱区域沙漠化的规律性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干旱区域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洪积物绿洲四种，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发生逆转。[38]陈育宁则探讨了宁夏地区的沙漠化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39]此外，冯季昌、姜杰《论科尔沁沙地的历史变迁》、牛俊杰《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等文章，通过考察相关区域沙漠化的演替过程，指出入与自然的密切联系。[40]

近年来由于沙漠化研究的渐趋深入，绿洲学也逐渐兴起．黄盛璋就绿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意义作了论述，呼吁大力加强绿洲学研究，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和方意义。[41]谢丽以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战争胁迫下的楼兰古国和塔里木河中、上游地区西汉至唐朝绿洲农业的开发及其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建立了“绿洲废弃周期”理论模型。[42]李并成运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10大片沙漠化区域，揭示绿洲沙漠化区域的若干特征以及形成的过程和机制，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43]

四 关于害及疾疫问题研究

害问题，作为环境变动的具体体现，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连篇累牍。近十年来，大量的文章就不同时空内害暴发成因、规律、社会危害以及应对策略展开了广泛考察，已有多篇综述性文章就相关问题展开论述。因此，我们仅从环境变迁的视野下展开分析，详细研究可参阅相关述评文章。①

从害暴发的成因着手分析害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阮明迈《清代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的洪研究》、李正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的影响》、蓝勇《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马雪芹《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吴滔《关于明清生态环境变化和农业害发发生的初步研究》、李文海《生态与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荒的一个历史教训》等，这些文章指出害的暴发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常常出现恶性循环，即：生态环境失衡一害频发一生态环境恶化一自然害进一步加剧。[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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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2022年第4期；余新忠《2022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4期，阎水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l期，卜凤贤《中国农业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2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22年第2期。

某一区域不同害的时空规律研究．尹均科《北京历史自然害研究》、袁林《西北荒史》、王振忠《近2022年来自然害与福州社会》等专著是相关区域害史研究的代表作。[145]元代荒史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王培华对元代北方地区寒、旱、蝗以及水的时空分布规律进行量化研究，填补了有关方面的空白．[146]华林甫则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题刻等史料，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水旱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害发生频率大，危害严重；而水更为严重，危害最大。[147]马雪芹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河南自然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对策，指出森林植被的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害频繁的主要原因。[148]薛平栓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自然害研究，认为该地区自然害暴发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活动的活跃期和稳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现的，风、水和旱的发生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49]另外，卞利对清初淮河流域、王金春对光绪初年北方三省、王双怀对明代华南、张建民对江汉地区自然害的研究，都是近来相关区域研究不可多得之佳作，显示了这一领域的良好发展态势。[50]

近代荒史的研究，在李文海教授开拓性研究①的推动下，硕果累累，呈方兴未艾之势。近十年来有10多部近代荒史著作和50多篇论文问世，有关具体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阎永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荒史研究综述》的述评文章，我们不再赘述。

大之后必有大疫。近十年来，疾疫史研究打破长期以来依附于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局面，引起了史学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形成研究热点。②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研究最受学界关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集中体现他近几年的研究成果。该书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具有很强的开拓意义。[51]针对历史时期我国瘴病的变迁情况，龚胜生撰文指出：2022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其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52]；在具体论及明清时期瘴病分布与变迁时，作者进一步指出，“瘴病区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日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53]梅莉、晏昌贵还考察了明代的传染病，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荒与战争、山地开发、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54]曹树基、李玉尚则连续发表了数篇有关鼠疫的文章。曹树基通过分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两次鼠疫大流行情况，认为“人口的繁殖与迁移，农业区的开发与拓展是一种生物行为，一种类似于动物贪食、求生的本能”[55]。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亡》一文，则以咸同年间的云南为例，估算出战争期间鼠疫亡人数以及这些亡人口在整个战争人口损失中所占的比例，进而提出战争也是一场“生态难”。[56]另外，他们还从生态关系、民风民俗的视角就鼠疫传染病与云南整体社会变迁进行研究，指出“18—19世纪云南的社会变迁，实际上是云南乃至一个更大范围内生物圈变化的一部分”，“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西南地区的社会变革与生态变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漫长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中”。[57]在论及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时，他们认为“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58]。此外，范家伟、曹树基、李玉尚还分别就地理环境与疾疫之间的关系以及霍乱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进行论述，亦很有见地。[59]

五 关于气候变迁及相关问题研究

气候是生态环境变迁的主导因素，历史气候变化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传统研究领域之一，自竺可桢《中国近五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发表之后，不断取得可喜进展。近十年来，研究进一步深化，历史文献气候记载、树木年轮、地衣测量、盐湖沉积、冰川、孢粉分析等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以及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等专著精品相继问世。[60]大量的区域性气候变迁研究则显示出很强的开拓性。满志敏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对历史上不同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变迁情况进行考察，提出自己的气候变迁模式。[61]于希贤利用云南仓山顶上冬夏间冰雪的积融，并参照各个时期的物候概况，指出仓山雪反映的云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在总趋势上与国内外研究所得结果相似，但在具体冷暖出现时间上则呈现出区域性差别。[62]邓辉利用《辽史》中“帝王纪”、“食货志”以及“宋人使辽语录”中所记载的有关旱、涝、冻记录，对928—2022年间燕北地区的历史记录进行复原，指出辽代燕北地区的干湿变化过程，早期以干为主，中、晚期以湿为主，2022年前后为气候剧烈下降时期，比黄淮地区的变化要早2022年。[63]朱士光等则通过对关中地区考古发掘、孢粉分析研究成果以及丰富的史籍文献等资料的收集、整理、利用，建立关中地区历史时期完整的气候变迁序列，划分出全新世早期寒冷、全新世中期暖温、西周冷干、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西汉后期至北朝冷干、隋和唐前中期暖润、唐后期至北宋凉干、金前期暖干、金后期至元凉干、明清冷干等10个气候变化阶段。[]李平日和曾昭璇则利用史籍资料和近百年的气温记录，考察珠江三角洲1488—2022年小冰期和气候进入现代暖期的气候变化。[65]何业恒对20种热带、南亚热带动植物的分布和兴衰演变进行分析，探讨了五来华南地区气候冷暖和环境变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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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李文海教授相关学术贡献可参阅黄兴涛的《李文海教授的学术追求与历史研究》《高教理论战线》2022年第4期。
② 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野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3期以及《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10期。本文从环境变迁的角度进行论述，且仅限于大陆学者，不当之处，还请见谅。

农牧过渡带地区的气候变化及影响。邹逸麟认为十五世纪初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及其家属的生存，故统一内迁至长城以内；到十八世纪前期，我国北方气候一度转暖，农牧过渡带北移，出现康乾时代农业经济的盛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气候又有一段短暂的转暖期。[67]王会昌则对北方游牧南迁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作了长时段的考察，指出气候变化是王朝兴衰更替、北方游牧南进北撤的直接诱发因素。[68]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从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12世纪初科尔沁沙地演变、明初无良哈三卫南迁等四个历史具体实例出发，讨论了气候变冷变干时，农牧过渡带变化与相应的社会变化现象，指出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是通过人类社会子起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状态和组合产生不同的农牧过渡带实况和相应的社会问题。[69]

气候变迁与社会经济、人口变化之关系研究。王子今重点分析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指出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与气候条件的变迁关系密切。[70]马新则以农作物布局的变化、农产量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的形成为切人点，具体阐述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71]有关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与农业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学界也有多篇文章论述。陈家其认为该时期作为近来我国气候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对太湖流域农业带来巨大影响：气候变冷，双季稻面积减少，粮食复种指数下降；自然害频发，粮食产量下降；亚热带经济作物受到严重威胁。[72]王双怀则具体研究了明代气候转寒对华南农业的影响，指出：一方面，由于气候振动，气象害时常发生，伤害了劳动力资源，了耕地和其他农业设施，扰乱了农业生产秩序。另一方面，由于气候转寒，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发生改变。[72]沈小英、王业键、周翔鹤还进一步分析了气候变化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74]沈小英认为随着气候变化，太湖流域的双季稻在明末前后有一个较大的变化，而每一个兴衰过程大致代表了一次几十年的冷暖变化。明末以前，由于热量条件较为充裕，双季稻的发展比较稳定，粮食产量较高；明末以后，由于热量条件变得处于一年二熟与三熟间的临界状态，双季稻时兴时衰。[75]王业键、黄莹珏则从自然害分析人手，认为清代气候的冷暖变迁、粮食生产与粮价的变动关系紧密。周翔鹤、米红《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和粮食生产》把人口因素纳入考察视野，研究了气候变化、粮食生产与人口数量的变化曲线。[76]此外，李伯重就历史上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整体影响进行分析，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