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经济师降分政策

[专稿]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的效果和问题
内容摘要：2022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经历了由从紧到积极，再到稳健，直到向中性转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偏低、国债水平不合理限制了财政政策效果发挥，财政政策手段之间、与地方之间仍存在财政冲突。对此，今后应重点理顺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借助税费改革放宽企业经营空间，完善分税体制下的地方税体系，适时下放税收立法权，协调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

关键词：财政政策，财政体制，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始终偏低，但是由于财政政策快速、有力的作用特点与我国长期以计划手段为主的宏观政策调控体系相符合，因此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实践中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在对短期经济波动调控时是首选政策。在经历了一段时期调整后，这一情况已开始改观。

一、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的有关情况

自2022年以后，随着“软着陆”这一经济调控手段的实施，我国经济增长连续6年逐步降温，GDP增幅从2022年的2%下降到2022年的8%。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外贸和整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一）1998-2022年：财政政策从“适度从紧”转变为“积极”

2022年7月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是20世纪末本世纪初力最强、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金融风波，是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性经济事件。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和我国国内需求不振的局面，从2022年第四季度起，我国实施了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

2022年至2022年8年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900亿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今后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在2022年滑落到6%的谷底之后，从2022年开始逐步扭转局势，增速稳定在8%左右，之后进入了新的上升通道。

应当承认，财政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具有较强的指令色彩，是一种比较“喜欢”的经济手段。积极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存在一定挤出效应：首先，大规模财政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竞争性的项目，从而排斥了私人部门进入这些领域。这一时期居民储蓄存款的快速增长，部分原因也在于一些私人投资受到影响导致不畅；其次，积极财政政策在短期和中长期内挤出效应不同。在政策初期，由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资源未被充分利用，因此挤出效应不明显。当经济景气好转、私人投资有所启动时，这种挤出效应会释放出来。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积极财政政策较好地把握了“该进则进”的时机，不但抑制了经济下滑趋势，同时将财政政策力度施加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项目，既弥补了以往在这些领域的投入不足，也与金融改革的有关措施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挤出效应”的扩大。同时，诸如进一步放宽对国有企业的管制、财政资金退出一些竞争性领域等具体措施为私人投资让出空间，既有利于市场经济法则的深入贯彻，也有利于职能的合理转换，实现了通过公共投入稳定经济增长和保护私人投资利益的“双赢”结果。

二2022年以来：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中性”

2022年以来，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种非国有经济成分投资大幅度上升，国债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所起的作用逐步下降。长期建设国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从2022年的4%下降到2022年的9%，2022年进一步降至5%，占财政债务发行总额的比重从2022年的9%下降到2022年的8%，2022年进一步降至6%。可见，全社会投资资金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分依赖国债资金的状况得到了改善。

2022年5月，首次提出将采取中性财政政策，有保有控。这意味着财政政策面临重要转折。财政政策转向中性的依据主要在于：首先，由于结构性矛盾长期未得到缓解，我国经济从2022年出现了局部过热的风险，并有加剧趋势。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可能会阻碍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其次，财政的可持续性令人关注。积极财政政策持续了6年，到2022年总计发行了80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财政的可持续性令人怀疑；再次，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GDP增长速度的贡献逐步降低。民营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上升之后，GDP的增长开始更多地依靠私人投资推动；第四，虽然规定了国债资金使用的结构，但资金仍然偏重于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民营企业进入国债项目十分困难，这种歧视性行为进一步阻碍了市场竞争。应当说，财政政策适时转型是非常必要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

（三）数量评估

我们借助模型评估了近年来财政支出乘数和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

财政支出乘数

通过模型估计结果的计算，1998～2022年间我国的财政支出乘数基本处在21～4之间，呈下降趋势，2022年之后的3年均保持在较高水平，从2022年开始逐渐降低，近两年已经接近2。这种变化印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作用在初期较强，中后期则由于市场逐步活跃以及政策的主动调整而开始降低。

表1 财政支出乘数

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

第一阶段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从2022年开始直到2022年左右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期。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个别年份财政赤字变动微弱，我们略去了对这些时段的分析。

在各个考察年份中，增加财政支出引致GDP增速比假定预测增速（指财政赤字保持上年水平时的模型计算结果）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2022年最高为1个百分点，2022年最低为1个百分点。2022年采取的财政政策对遏制经济增速下滑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从2022年之后，由于增加财政赤字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比较有限，并且作用不稳定，因此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促进作用逐步减弱。

分析原因在于，财政政策措施存在不协调之处，政策作用被部分抵消。一是扩大内需政策的多数具体措施是以刺激投资增长为主，较少考虑刺激消费增长，并且同期一些改革措施对居民预期产生了负面影响；二是有关政策措施促使财政收入增速提高，而财政收入增加、特别是税收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收缩效应，部分抵消了增加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扩张效应。

第二阶段是从2022年起，中性财政政策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的时期。2022年，我国象征性减少发行长期建设国债100亿元，标志着财政政策开始向中性过渡。此后，2022年和2022年也分别比上年各减少300亿元，2022年比上年减少200亿元，并且个别年度国债资金开始向下一年结转。

模型结果显示，削减财政赤字对2022年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仍然保持在高位。分析原因是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动力已经逐步恢复，成为带动生产增速提高的主力，另一方面，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在逐步减低，因此，削减财政赤字进一步为非国有部门投资让出了空间，使民间投资继续保持较高的积极性。

削减财政赤字对2022年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主要作用施加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分析原因可以发现，一方面，经济过热时期，国有经济投资增长仍然是影响GDP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虽然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总体呈减弱趋势，但财政资金仍然有一定惯性拉动作用。因此，削减财政赤字可以进一步为过热领域降温。

模型结果也表明，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具有的“凯恩斯效应”并不稳定，对经济波动的稳定作用也较难把握。当经济步入平稳阶段后，财政政策应适时转向中性，避免出现成熟市场经济体中遇到的财政政策非平稳问题。

二、制约我国财政政策的有关问题

结合上文的分析，我们提出财政政策存在的以下一些问题。

（一）“两个比重”仍然偏低制约着财政可支配资源数量

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财政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均处于较低水平。2022年至今，财政收入的年增长速度只加快了不到3个百分点，且增长势头波动较大。从比重上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3%提高到了5%，但是这一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平均每年只提高7个百分点。总体上看，财政可支配资源比重偏低造成财政能力仍然很低。

表2 我国财政收支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

（二）国债水平不合理限制了财政政策效果发挥

根据下表所示，我国的国债监测指标表现为“两超一低”：一是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的“两超”，二者近年来分别保持在20%以上和13%左右，均已超过20%和10%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国债依存度2022年刚刚降到20%以下）；二是国债负担率的“一低”。我国九十年代以来的国债负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2022年达到88%，最高的2022年达到32%，与国际上公认的60%的警戒线相距甚远，而且也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比率。例如，2022年国债负担率达9%，在同时期为6%，英国、德国和法国2022年分别为4%、4%和7% 有关国家负担率指标参见〔日〕木下康司（主编）：《图说 的财政》，402页，东洋经济新报社，2022。。

可以看出：一方面，国债负担率远低于国际警戒线水平，表明发行国债仍有一定空间；另一方面，财政债务依存度过高，而且正处在上升趋势，从这个角度看，已没有继续大规模举债的能力。

从三项指标的计算方法上看，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的分子和分母均为财政指标，而国债负担率的分母为经济总量指标GDP。考虑到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增长较快，而财政总量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因此，“两超一低”既反映了目前在有限的财政收支中债务总量超高和收支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反映了制约财政政策能力因素之一的债务收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表3 国债各项指标（%）

注：①依存度=当年国债收入/当年财政支出；②财政依存度=当年国债收入/当年财政支出；③负担率=国债余额/GDP；④偿债率=当年国债偿还额/当年财政收入；⑤警戒线标准参见贾康、赵全厚：《国债适度规模与我国国债的现实规模》,《经济研究》，2022（10）；⑥2022-2022年负担率数据为计算所得，计算公式为：负担率=（上年全部国债年底累计余额+本年财政债务发行总额－本年国家财政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本年GDP，2022、2022年数据与《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22（1）图示数据对比基本相符。

（三）财政政策手段之间存在冲突

实施宏观调控需要一定的财力作后盾，但并非是只要增加财政收入，就必然能够强化财政政策效果。比如从2022年下半年始我们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刺激内需，但同时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又开始强化税收的征管力度，使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效果受到削弱。实际上，就增加收入而言，除了提高税率，加强税收征管，还可以修改与地方的分税规则，增加税种的数目；就刺激内需而言，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比如通过相对少量的财政补贴鼓励某种产业发展等。

（四）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冲突

在履行事权方面，和地方仍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范围，缺乏法律依据，职责仍不明确、不合理，职能交叉现象仍很普遍。目前处于主动地位，不愿意放弃在支出责任划分上的决定权，缺乏明确划分与地方之间事权范围的动力。

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不清晰造成了财权关系的不稳定。从财权划分上看，我国集中了所有的征税权（分税权）和负债权，而地方没有负债权。地方希望不断扩大对财力的运用和制定措施的权力，如果这种要求和希望得不到满足，地方就可能擅自越权，出现一些违规行为，如变相减免税收逃避税款和默许制度外收入等等。同时，由于地方的预期变坏，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方面的积极性会受到打击，对本应承担的事务和责任持等待和观望态度，这些都会动摇财政体制的根基，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发挥。

三、完善我国财政政策体制的有关建议

“十一五”期间，平稳适度增长仍将是我国经济的基本走势，经济结构调整将成为宏观调控重点。准确把握经济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适时、有效地发挥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是对经济平稳运行的有力保障。

（一）理顺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

必须科学界定各级的事权范围，明确各级预算主体的支出职责，通过法律手段约束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使各级地方形成稳定的预期，避免短期行为的产生。界定各级事权范围的前提条件是层级的扁平化和职能的具体化：一是将现行五级简化为三级，即、省、县（市）；二是细化各级职能，明确划分各级间的事权。应按照公品的层次性来规范三级间事权及财权范围，将权交于本级人民及其常务委员会。

（二）借助税费改革放宽企业经营空间

单从税收角度看，我国企业的税收负担率并不算高，在国际上属中等偏下水平，当前减轻企业负担主要是在清理乱收费方面多做文章，将不合理的项目免除，还给企业一个正常的、宽松的经营环境。门可以通过加强预算外资金，整顿乱收费，来达到实际的减税效果。这样，一方面可以真正为企业减轻负担，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各种合理合法的税收和收费，减少了对税基的侵蚀，有利于国家集中有限的财力，充分发挥财政政策效果。

（三）完善分税体制下的地方税体系

科学划分分税制中的与地方税种，实现财政收入总量的提高和税收政策的顺利执行：一是要明确目标，即通过税种的划分保证在公平的基础上维护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所得税划分应本着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原则，改变现在按行业、按征税难易度、按税收量来随意划分的状况；三是明确税种归属，避免过多的共享税影响与地方的收入来源，不利于与地方之间理顺关系。

（四）适时下放税收立法权

我们应当在合理确定与地方的财政税收权限，实现合理分权的前提下，适当改变立法权集中于的现状，逐步将地方税的实施条例、实施细则等权限下放给地方人民，进一步完善现行地方税的征税办法。在部分地区开展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试点，鼓励适时开征符合本地人民生活需求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地方税种，提高其提供相应的公品的财力。

（五）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发挥有极密切的联系，首先，政策的配合实施要充分考虑时滞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要具有预见性、超前性，并注意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努力避免各项政策之间出现冲突；其次，政策的定位要准确。客观上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有局限性的，我们要正确认识政策的短期调控功能与支持中长期改革发展作用之间的关系，切不可依赖宏观经济政策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所有问题；再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合理分工。财政政策更多的是行为，货币政策更多的是市场行为，因此要根据与市场的分工来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
希望采纳

支出。是指整个国家中各级支出的总和，由具体的支出项目构成，主要可以分为购买和转移支付两类。购买是指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如购买军需品、机关公用品、雇员报酬、公共项目工程所需的支出等都属于购买。购买支出是决定国民收入大小的主要因素之一，其规模直接关系到社会总需求的增减。购买支出对整个社会总支出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转移支付是指在社会福利保险、贫困救济和补助等方面的支出。转移支付不能算作国民收入的组成部分，它所做的仅仅是通过将收入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转移和重新分配。

　　收入。再看的收入。税收是收入中最主要的部分，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的、无偿的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与购买支出、转移支付一样，税收同样具有乘数效应，即税收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变动具有倍增作用。当税收不足以弥补支出时，就会发行公债，使公债成为财政收入的又一组成部分。公债是对公众的债务，或公众对的债务。它不同于税收，是运用信用形式筹集财政资金的特殊形式，包括的债务和地方的债务。

　　政策分类
　　1、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2]
　　将财政政策分为自动稳定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是根据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来划分的。

　　（1）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是指财政制度本身存在一种内在的、不需要采取其预行为就可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自动调节经济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也被称为财政自动稳定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所得税自动稳定作用。在经济萧条时，个人和企业利润降低，符合纳税条件的个人和企业数量减少，因而税基相对缩小，使用的累进税率将对下降，税收自动减少。因税收的减少幅度大于个人收入和企业利润的下降幅度，税收便会产生一种推力，防止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的过度下降，从而起到反经济衰退的作用。在经济过热时期，其作用机理正好相反。另一方面，是福利支出的自动稳定作用。如果经济出现衰退，符合领取失业救济和各种福利标准的人数增加，失业救济和各种福利的发放趋于自动增加，从而有利于抑制消费支出的持续下降，防止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在经济繁荣时期，其作用机理正好相反。

　　（2）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是指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主动灵活选择不同类型的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工具，干预经济运行行为，实现财政政策目标。在20世纪2022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实施的罗斯福-霍普金斯计划（1929-1933）、实施的时局匡救政策（2022年）等，都是相机决策财政政策选择的范例。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具体包括汲水政策和补偿政策。汲水政策是指经济萧条时期进行公共投资，以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使经济恢复活力的政策。汲水政策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是以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自发机制为前提，是一种诱导经济恢复的政策；
　　第二，它以扩大公共投资规模为手段，启动和活跃社会投资；
　　第三，财政投资规模具有有限性，即只要社会投资恢复活力，经济实现自主增长，就不再投资或缩小投资规模。补偿政策是指有意识的从当时经济状况反方向上调节经济景气变动的财政政策，以实现稳定经济波动的目的。在经济萧条时期，为缓解通货紧缩影响，通过增加支出，减少收入政策来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增加社会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反之，经济繁荣时期，为抑制通货膨胀，通过财政增加收入、减少支出等政策来抑制和减少社会过剩需求，稳定经济波动。

　　2、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
　　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是根据财政政策调节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中的不同功能来划分的
　　（1）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主要措施有：增加国债、降低税率、提高购买和转移支付。
　　（2）紧缩性财政政策（又称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减少和抑制总需求；主要措施有：减少国债、提高税率、减少购买和转移支付。
　　（3）中性财政政策（又称稳健的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

　　功能盈余
　　根据权衡性财政政策，在财政方面的积极政策主要是为了实现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水平。当实现这一目标时，预算可以是盈余，也可以是赤字，这样的财政为功能财政。预算赤字是财政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实行扩张型财政政策，即减税和扩大支出就会造成预算赤字。预算盈余是收入超过支出的余额。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即增税和减少支出，会产生预算盈余。
　　年度平衡预算，要求每个财政年度的收支平衡。这是20世纪2022年代大危机以前普遍采取的政策原则。后来这个原则遭到了凯恩斯主义者的攻击。他们认为，衰退时，税收必然会随收入的减少而减少。如果坚持年度平衡预算的观点，那么为了减少赤字，只有减少支出或者提高税率，其结果会加深衰退；当经济过热，出现通货膨胀时，税收必然会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为了减少盈余，只有增加支出或者降低税率，其结果反而会加剧通货膨胀。这样，坚持年度平衡预算只会使经济波动更加严重。

　　盈余方向
　　所谓充分就业预算盈余是指既定的在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即潜在的国民收入水平上所产生的预算盈余。如果这种盈余为负值，就是充分就业的预算赤字。它不同于实际的预算盈余，实际的预算盈余是以实际的国民收入水平来衡量预算状况的，因此二者的差别就在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与实际的国民收入水平的差额。一般来讲，当实际国民收入水平高于充分就业国民收入水平时，则充分就业预算盈余小于实际预算盈余；若实际国民收入水平低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则充分就业预算盈余大于实际预算盈余。当然，也会出现实际国民收入和潜在的国民收入相等，因而充分就业预算盈余与实际预算盈余相等的情况。

　　赤字公债
　　按照功能财政的思想，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干预经济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政策从理论上说是逆经济风向行事的“相机抉择”，但是事实上多数是搞扩张性财政政策，结果是财政赤字的上升和国家债务的积累。财政赤字是预算开支超过收入的结果。

　　弥补赤字的途径有：借债和出售资产。借债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向银行借债，另一类是向国内公众借债。公债作为取得收入的一种形式可以为预算赤字融资，使赤字得到弥补。然而，发行了公债要还本付息，一年年末清偿的债务会逐渐积累成巨大的债务净存量，这些债务净存量所要支付的利息又构成预算支出中一个十分庞大的支出。

　　分级
　　根据财权和事权相一致的原则，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分级的财政体制。在财政分级体制下，税收被划分为税、地方税和与地方共享税三种，分别规定为和地方的财政收入来源；支出也同样被划分为支出和地方支出，并各自规定了相应的支出范围。至于对地方的调节，则主要依靠税收返还制度和支出对地方的财政补助形式进行，财政预算与地方财政预算各自分开，自求平衡。

2022年我国货币政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其一，1-4月“稳增长”的逆周期调节阶段。在此期间经济活动暂时停摆，为防范流动性危机，央行基于对困难和不确定性的充分估计，采取了价降量宽、放松的政策组合，总体目标是“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具体措施包括降准及定向降准、调降MLF利率、提供再贷款再贴现资金及利率优惠、下调SLF利率等。
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流动性得到支持，资金利率与债券收益率均大幅下行。M2增速在4月升至1%，创下逾三年新高，社融存量增速也回升至0%，较2022年底上升3个百分点，市场隔夜资金利率从7%左右的高点降至1%以下。
与此同时，偏宽松的政策也带来了风险隐患。银行间回购成交量一路爬升至历史高位，企业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增速快速上浮，短期资金成本与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收益率之间出现较大套利空间，“借短贷长”的风险开始积累。此外，一季度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行8个百分点，升幅仅次于2022年一季度，债务的高速堆叠带来了对其可持续性的担忧。
其二，5-7月“精准导向”的总量边际收紧阶段。二季度我国经济见底反弹，生产逐步恢复，而季度初期资金套利空间持续走扩，引导金融脱虚向实的必要性上升。期间央行政策选择了价稳量宽、收紧的政策组合，目标转换为“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因疫情影响，2022年债券自5月大幅放量，但央行并未在流动性上给予相应规模的配合。5-7月，国债+地方债发行额达1万亿元，而OMO与MLF净回笼3575亿元，期间MLF利率保持不变，银行间流动性总量进入收敛阶段。针对市场利率与政策利率的分化例如3-4月DR007相对7天OMO利率向下偏离，央行提出“引导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和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平稳运行”，意在通过流动性收敛，巩固政策利率的指向性作用。同时，政策对于信贷的支持力度不减，6月创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加强对普惠小微企业的精准滴灌。在对待风险上，部门鼓励商业银行加大不良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力度及核销处置力度，并提及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强调“稳妥推进金融风险处置”。
在货币政策的引导下，5、6月M2同比增速保持在1%的高位，DR007逐渐向7天OMO利率靠拢，1年期同业存单发行利率向1年期MLF利率回归，银行体系流动性边际收敛实现“紧平衡”。二季度，在LPR的引导下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下降2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降18个百分点，银行贷款余额快速增长，而资本充足率下降32个百分点。
其三，8月至今的政策稳健中性阶段。在二季度GDP同比转为正增长后，旨在“稳增长”的货币政策刺激的必要性下降，央行主要采取稳量价、严的政策组合。8月以来，公开市场操作、MLF成为主要流动性调节工具，8-10月的OMO及MLF净投放总量约1万亿元。11月，信用债违约高发对债市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导致回购市场波动性放大，央行也适时通过OMO释放短期流动性予以对冲。同时，金融部门继续加大对结构性存款的压降力度，5-10月银行结构性存款共减少2万亿元，其中8-10月减少2万亿元。
4-10月累计新增贷款同比增长均在20%以上，是2022年后同期最高水平，表明期间宽信用的政策效果得到体现，经济正常化动能不断蓄力。至2022年10月，因财政资金投放进度较慢、银行结构性存款减少，M2同比增速已经由二季度高点1%降至5%，与社融不断攀高的增速出现分化。OMO、MLF利率保持不变，DR007波动中枢上浮至高于7天OMO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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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两类。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量为特点，目的在于刺激需求的增加。紧缩性货币政策以抽紧银根、减少货币供应量为特点，目的在于抑制需求的增加。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分别采取不同的货币政策。在经济衰退期间，一般要通过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在经济过热时，要通过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抽紧银根、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来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
一要素论：国内外学者较普遍把通货紧缩定义为价格水平普遍的、持续的下降。二要素论：认为通货紧缩包括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和货币供应量的持续下降。三要素论：认为通货紧缩是物价水平、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三者同时持续下降的经济现象。物价水平下降是其最基本、最显著的特征。
通货紧缩按持续时间不同，分为长期性通货紧缩和短期性通货紧缩；按它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可分为货币紧缩情况下的通货紧缩、货币扩张情况下的通货紧缩和中性货币政策下的通货紧缩，还可按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分为伴随经济增长减缓的通货紧缩和伴随经济增长上升的通货紧缩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即增加支出来扩大社会总需求。包括增加购买、增加转移支付、降低税率。

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投融资进行国家基本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经济结构，引导、推动、扶持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投资，增加就业，扩大内需，使本国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经济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必要前提，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

2022年12月25日，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债务。

就拿2022年积极财政政策所提出五项政策来说：

优化支出结构，加大支出力度，重点保障基本民生支出。

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加大清理涉企收费，发挥关税调控作用。

加强地方债务，防范地方债务风险。

强化财政资金政策杠杆作用，鼓励发展PPP模式，发展各类投资引导基金，鼓励创新。

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加强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打赢蓝天保卫战。

财政政策是市场机制的有效补充，通过优化税制结构、发挥资金的引导作用、降低企业税费等方式有利于引导、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孵化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会更有的放矢，主要集中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重点领域和项目上的支持力度上。

总结：

一般情况下，每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就拿我国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在后两大攻坚战精准扶贫和污染防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点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