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教高级转经济师

这两个职称是同等级的，都是属于初级职称，需要转的话， 向学校所属教育人事部门提出申请， 一般条件是在新岗位工作一年以后，因为都属于初评职称，所以对教科研等没什么要求 ，还有就是学历专业要大致对口。

  我们国家现行的职称系列有很多个，比如高校系列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工程系列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研究系列馆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学教育系列二级教师、一级教师、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等等，每个系列都包括员级、初级、中级、副高、正高等三至五个档次有些有5个档次，比如工程系列，有些则只有三个，比如经济系列、小学教育系列，一般都是四个，即初，中，副高，正高。

　　有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需要从一个系列，转评另外一个系列同等级的职称，就是你所为的职称申报转系列。比如，某人先前在企业工作，拥有高级经济师的职称副高级，现调入高校工作，应学校要求，他可以直接申请转评副教授在高校系列中，也是副高级，而不需要从助教重新来。一般来说，转评比一般的评高一级职称要容易得多，但不是绝对的，比如高校中的教授正高要去转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工程系列的正高就相当困难虽说两者层次是一样的，但现实中，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数量很少，在一些研究不是很发达的地区，比如浙江省，全省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加起来恐怕都没有一个普通高校的正教授人数多，像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所，中国第二海洋研究所，一共才3个教高，可见教高之难。

　　职称这东西现在看得比较淡了，不过要是在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金融，教育、医疗等行业，都是需要的，也比较看重，直接跟薪资待遇有关，需要及时了解。

每个人可能都想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但是大家都知道就业机会还是非常多的，而且就业的工作岗位种类也很多，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来选择。经济学讲师，是否可以转评经济师？ 

一、经济学讲师可以转评经济师吗？

小编其实对这个问题了解的也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小编就在网络上查找了详细的资料，其实经济学讲师是可以转平经济师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肯定是要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而且必须要通过相关的考试，要拿对应的教师资格证，并且在学校有一年的工作经验，这样的话才能具备参与评选的资格，否则的话大家连参与评选的资格都没有，其实讲师是高等学校中职别次于副教授的教师。

二、具体的分析

其实提升为经济师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大家必须要拿熟练地去担任相关的工作，并且在学校的表现成绩非常不错，已经掌握了本专业必须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的知识和技能，并且能够的和创新的去讲授相关的学科，并且具备科研能力，能够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言，并且能够顺利地阅读专业的书籍，能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其实这是大学教师中哪一种职称，属于中级职称，所以大家必须要具备一定的资格证书，而且必须要在高校工作一定的时间，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提交申请了。

三、结语

所以小编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当然是可以转为经济师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大家一定要非常努力，本科毕业工作一年之后，可以直接评定为助理经济师，工作满四年之后，就可以考取经济师了，所以大家就必须要考取一定的资格证书，从事相关工作满一年就可以参加中级经济师考试。

中职教师职称过渡后工资减少属于正常情况。工资会更低的，职称的影响，因为之前在学校评聘的职称都是教师职称，而对于其他事业单位来说，根据单位性质的不同设置的岗位也不同，一般只有经济师或者工程师这些岗位而不会有教师岗位，因此教师职称是不能聘用的。而且不能跨序列转评，只能够重新评审或考取职称，因此中级职称很有可能直接变为初级，工资就低了很多。
《关于做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过渡等有关工作的》第二条 过渡办法：（一）将中职学校教师现有人员的中小学教师职称统一过渡为中职学校教师职称，统一办理过渡手续。中小学与中职学校教师职称等级对应关系是：正高级教师对应正高级讲师（正高级实习指导教师），高级教师对应高级讲师（高级实习指导教师），一级教师对应讲师（一级实习指导教师），二级教师对应助理讲师（二级实习指导教师），三级教师对应教员（三级实习指导教师）。（二）过渡前，已聘任中小学教师职务的，过渡后，按相应的专业技术岗位等级聘任。已取得中小学教师职称未聘任人员，保留过渡后的资格，待相应岗位出现空缺时，按规定程序参加竞聘。（三）完成过渡的人员，符合条件的可参加当年的职称申报。

副总经济师不是职称，是职务。职称分为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助理级、技术员级5个级别。副总经济师的职务在公司算是第三层：

1、第一层（董事长）。

2、第二层：副总 、 总会计师 、总经济师。

3、第三层：副总会计师 、 副总工程师 、 副总经济师。

副总经济师工作岗位职责协助分管副总经理工作。

1、根据集团公司的总体安排部署，结合本单位实际，年初提出实施方案，并协助分管领导组织实施，半年小结，年终总结。

2、督促指导人力资源部做好下岗、待岗员工的接收、思想观念教育、转岗培训、聘用上岗工作，并对转岗培训、聘用上岗实行月考核。

3、加强下岗、待岗员工的及考核，以月掌握考核情况，重点抓好符合条件移交社会失业保险机构的工作，并积极争取上级的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使再就业率达到50%以上。

农村税费改革：为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收费行为，明确提出了对现行农村税费制度进行改革，并从2022年开始，逐步在部分省市进行试点、推广。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三取消”，是指取消乡统筹和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两调整”，是指调整现行农业税政策和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一改革”，是指改革现行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转移支付（traner payment），又称无偿支出，它主要是指各级之间为解决财政失衡而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转移财政资金的活动，是用以补充公共物品而提供的一种无偿支出，是财政资金的单方面的无偿转移，体现的是非市场性的分配关系。是二级分配的一种手段。
转移支付的类型 转移支付包括的转移支付、企业的转移支付和间的转移支付。
的转移支付
大都具有福利支出的性质，如社会保险福利津贴、抚恤金、养老金、失业补助、救济金以及各种补助费等；农产品价格补贴也是的转移支付。由于的转移支付实际上是把国家的财政收入还给个人，所以有的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负税收。
企业的转移支付
通常是指企业对非赢利组织的赠款或捐款，以及非企业雇员的人身伤害赔偿等等。转移支付在客观上缩小了收入差距，对保持总需求水平稳定，减轻总需求摆动的幅度和强度，稳定社会经济有积极的作用。通常在萧条来临时，总收入下降，失业增加，拨付的社会福利支出也必然增加。这样，可以增强购买力，提高有效需求水平，从而可以抑制或缓解萧条。当经济中出现过度需求时，减少转移支付量，可以抑制总需求水平的升高。当然，对于过度膨胀的需求而言，这种抑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间的转移支付
一般是上一级对下级的补助。确定转移支付的数额，一般是根据一些社会经济指标，如人口、面积等，以及一些由承担的社会经济活动，如教育、治安等的统一单位开支标准计算的。间的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平衡各地区由于地理环境不同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的收入的差距，以保证各地区的能够有效地按照国家统一的标准为社会提供服务。

农村义务教育还与事权划分不相适应，当前各级的事权划分，基本上维持着原包干体制下的事权格局，县级财政收入能力越来越弱，“但县级的事权并没有减轻。”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体制，主要由县级财政统筹教育资金，但县级财力普遍匮乏，难以承担加大基础教育经费投入的重任。

为此，想改变“小马拉大车”现象，就需要强化、省级责任，并实行基础教育经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保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一费制”的推行。

东部教育经费内部差异

当前教育经费运转，“财政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不合理，地域性教育经费投入差距悬殊，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南京中医药大学经贸学院副教授高山向《第一财经日报》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的吴景松在对浙江、江苏义务教育经费差异进行比较后发现，“属于我国经济发展第一方阵的江浙两省义务教育发展也存在不均衡现象。”吴景松说。这反映在经费上就是教育经费总投入、义务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比例、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和资源配置等方面。

苏浙两省财政性教育经费与GDP之比连续三年都比全国低，而义务教育经费支出占省教育支出的比例连续三年下滑，实质上体现了教育在地方被边缘化，义务教育更是处于边缘化的一角，导致区域间义务教育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化。

分税制后，农村义务教育试行“以县为主”的体制。由于取消教育附加和农民集资，经济发达地区的贫困县以及欠发达省份的县级“吃饭财政”，出现疲态，“学校基建费用锐减，甚至部分县挪用学生杂费去支持教师工资。”吴景松说。

新《义务教育法》中确立的与地方职责共担，明确“省级统筹经费、县级为主”的新机制，这一制度“有效改变了长期以来拖欠教师工资、儿童入学率低等义务教育怪状。”教育专家指出，但“普九”负债、教师地方补贴、危房改造等问题在不少地方出现。

依据义务教育公共投资并不实行“主管者负担”原则，投资重心过低将影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即使是在江苏一省之内，由于财政支出总量有限，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主要投入高等教育、非义务教育及城市地区教育，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农村及贫困地区教育投入相对较少，“苏南苏北差距进一步拉大。”高山说。

2022年苏北农村小学和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为苏南的1/3；苏北与苏南农村之间的教育差异显著，省域内发展不平衡是省级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缺位”造成的。

“负担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责任，重点建设省级的转移支付制度”，这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所在。

而加强省级义务教育经费转移支付的制度建设，在新《义务教育法》第44条中规定“义务教育经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负责统筹落实”。

事实上，义务教育投资主体和责任上移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投资比例应该在70%以上，省级财政占20%左右，市级财政10%，“这有利于教育事权与教育财权的统一。”吴景松说。

苏北、苏中农村地区由于经济规模小、财力有限，“间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教育经费总量不足和地区间不均衡的措施。”高山提出措施，可以建立农村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直接规定下级将该项资金用于农村教育。

以此加大对苏北、苏中经济不发达农村地区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以解决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使教育协调发展。

2022年江苏省级财政安排新增12亿元专项转移支付，帮助经济薄弱地区正常发放农村中小学教师省标补贴，占这些地区应发资金总量的63%。

财权与事权不匹配

“当前农村义务教育与国家财政体制不相适应。”四川省委农办王晓勇分析。

20世纪2022年代初期，我国进行了分税制改革，这“使各级财政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县以上特别是财政收入迅速增长，县级财力则越来越弱。”王晓勇说。

同时，由于县级在原包干体制下收支基数划分不合理的问题没有解决，再加上县级实现的财政收入除“两税”要按比例上缴财政外，“省、地市还将来源比较稳定、数额大的收入种类作为固定收入，造成县级财政收入越来越困难，对教育的投入保障能力在逐渐减弱。”王晓勇表示。

农村义务教育还与事权划分不相适应，当前各级的事权划分，基本上维持着原包干体制下的事权格局，县级财政收入能力越来越弱，“但县级的事权并没有减轻。”

“转移支付资金还是不能完全弥补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的资金缺口。”王晓勇说，尽管通过税费改革安排转移支付资金降低了农民承担的义务教育成本，提高了财政资金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的比重。

根据“地方负责，以县为主，分级”的要求，义务教育资金不足部分主要落在县级身上，而县级在财力弱化和事权增强的两难境地下，也难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刚性支出。

集美大学工商学院蒋晓蕙也认为“分税制”改革与“分级办学”，导致了基础教育财权与事权的失调。

根据《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组在湖北、河南和江西三个省的调查，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实际上都是以乡镇一级为主，主要来源是由农民自己承担。

基础教育投入额中，乡镇一级的负担高达78%，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财政只负担了2%。但由于乡镇高达上千亿元的债务，“使得教育收费又转移到农民身上，农民承担了本应由承担的职责。“蒋晓蕙分析。

由于乡镇财政薄弱，2022年的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农村基础教育体制实行“在领导下，由地方负责，分级，以县为主”的新体制。

“以县为主”的办学体制体现了事权与财权的统一，然而事权与财权的协调并未缓和农村基础教育乱收费。

在大力促进农村税费改革后，基础教育乱收费现象却开始出现。近几年多次统计数据显示，教育乱收费举报，连续数年居价格举报首位。

由于向受教育者收取高额费用可以有效扩大教育资源、减轻负担、增加地方财政和教育的收入，再加上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使教育收费成为让人垂涎三尺的“唐僧肉”，蒋晓蕙调查发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成为利益共同体，形成了推动择校热和教育乱收费的强大动力，导致治理乱收费现象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国家对50个县的审计显示，从2022年至2022年10月，有45个县违规收费共13亿元，其中部门违规制定的政策收费共46亿元，占教育乱收费金额的60%，并突出表现为利用重点学校资源与招生录取挂钩的各种乱收费。

转移支付制度待完善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张娥调研发现，在“以县为主”的体制下，由于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负责，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状况存在较大差异。

从附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小学公用经费支出在广东高达8亿元，宁夏仅为4亿元，两者相差20倍，初中公用经费最高省份多出最低省份30倍。

由于教育投入整体水平偏低，在教育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大部分义务教育经费又往往流向城市。

从农村义务教育情况看，2022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23亿，占当年全国义务教育学生人数的65%，而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占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重仅为4%。

总体说，我国教育经费投向有明显倾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建文分析：“高等教育是教育投入的重点，对基础教育投入严重不足，财政性支出也是城区多，农村小；基础建设多，教育设备少。”从经费来源看，以县级财政投入为主，各级转移支付为辅；投入为主，非投入为辅。

“这样的公共财政投入结构一方面造成了教育资金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刘建文说，因此“建立合理的教育财政体制和规范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现行对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主要有两个来源：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

但由于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用于义务教育的份额，只能根据接收转移支付的下级预算内支出中义务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估算，因此最终还是照顾了原财政体制下的地方利益格局。

福建省委党校产业与企业研究院蔡成彬认为，要想解决当前教育财政面临的状况，就必须协调好与地方的关系，明确和地方分担的不同责任。

他说：“在教育财政关系上，上下级之间要建立规范稳定的转移支付制度和拨款方式，对不同地区的财政差异进行合理平衡。”

2022年东中西部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额之比为1：41：26，这表明，东部地区财政性教育支出要比中西部地区高很多。

“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财政对教育投入较多；对于贫困西部来说，教育经费对财政的依赖性很大，而偏财政收入增长缓慢或原本就已处于入不敷出困境，使得经费短缺，这样又进一步加大地区间教育投入的差距。”蔡成彬说。

在还不能全面建立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条件下，张娥提出，应在近期建立针对特定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如“九五”期间、联合实施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

“可以在一级财政建立基础教育和技能教育的专项基金，用于地区间和城乡间的财政转移。”张娥建议，财政转移以一个地方的劳动力流出数量为基础，对于劳动力净流入的地方，应该从在该地区的财政收入中划拨一部分作为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