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新东方经济师

当然是今卧龙岗

　　《大明一统志》把两者的关系讲的最为准确：“诸葛亮，琅琊人，躬耕南阳，往来隆中。”

　　试想，如果诸葛亮躬耕地果真在隆中，陈寿能对《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这样与当时行政区划明显不符的错误记述视而不见吗？对前史中因行政区划变动而产生名称、归属变化的地名进行必要的注释，是史学家的基本常识。依陈寿这样著名史学家的水准是不会犯这样的遗漏的。事实可能只有一个，就是陈寿认为“南阳”就是南阳，他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以没必要再注释。试观《三国志》全书，陈寿在地名使用上有明显错误的地方还有吗？如果没有，他怎么可能在整部《三国志》中他最尊重的人物，又是该人物一生中最重要的存世文献《出师表》上有这样不明不白的失误呢？

　　东汉末年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时，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江为界，襄阳与隆中均在江南，不属南阳。同时，襄阳时为荆州治所，是一个大城市水陆码头。按人们一般习惯，总是会将距自己最近的一个大城市作为自己生活居住地的代表地，所以居住在襄阳的人没必要去附会百余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大城市南阳。20余年后诸葛亮上《出师表》时，曹魏已设襄阳郡，南郡、襄阳郡、南阳郡三郡泾渭分明，今隆中已属襄阳郡。再2022年后，陈寿著《三国志》时，西晋又在南阳郡和襄阳郡之间设立了义阳郡和南乡郡，襄阳和南阳愈离愈远了，西晋时的南阳郡范围很小，基本上指的就是今南阳市区及周边几个县了。所以，《出师表》中提到的“躬耕于南阳”，从西晋以前的史料来看，所指的只能是今南阳城区一带，最起码，我们从《三国志》本身以及此前的史书中很容易就能找出几十条甚至上百条南阳是指宛城的旁证，但却找不到任何一条今隆中地区能以“南阳”代替的旁证。从这个角度看，隆中当时是否属于邓县，习凿齿以后的史书怎么记载，宛县当时是否为曹魏所在，诸葛亮的亲朋好友在什么地方，谁先建的庙，后世什么名人题过什么词都是无足轻重的了。

　　如照《新三国》的戏说，“襄阳说”怎么再去圆“躬耕于南阳”这句名言呢？在这里，徐庶讲的是襄阳城外，诸葛亮却说那里是南阳，有这样的道理吗？由此可见，许多伪史大概就是这么不经意间造出来的

　　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历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就是诸葛亮本人在《出师表》中讲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个南阳，持南阳说的讲就是当时的宛城，即今天的南阳市区。因为诸葛亮及《三国志》中从未提及“躬耕于隆中、躬耕于襄阳”的话语。而持襄阳说的则认为这个南阳指的是隆中，主要理由有四：一历代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一致的；二诸葛亮躬耕于邓县，邓县归南阳郡管辖；三宛县为曹魏集团占领，刘备不可能前往曹操的占领区自投罗网；四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许多名士师友，他的亲属也全都居住于襄阳。这些观点最后发展到了对南阳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注释：“南阳，郡名，在现襄阳一带”。“南阳，地名，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在东汉时属南阳郡”。以至于武断地说，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是一个没有疑义的问题；是一个早有定论的常识性问题，希望不要再争论下去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陈寿写《三国志》时没有想到诸葛亮的影响在后世会如此之大，因一个地名会争得如此激烈，否则，在此语后加上“宛城”或“隆中”、“襄阳”等字眼，也就不会再有今天的争论了。但既然已经如此，《三国志》只告诉了我们这么一句话，我们今天去解读诸葛亮的躬耕地时，也只能从这一句话切入。我相信，诸葛亮本人和随后的陈寿先生在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之所以这么讲，在当时，即东汉、三国、西晋时期，南阳的地理概念应该是很明确的，是不会引起歧义的。只是后来人作注释时，模糊了这个概念，引申出了新的分歧。应当指出：“襄阳说”的主要理由之一“历代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一致的”本身就不准确，《后汉书》、《三国志》就从未有过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的任何记载，只是《三国志》问世后的百余年后，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提出的：“亮家于南阳郡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隆中”之后，才以讹传讹形成了襄阳说的主要观点。这也是目前“襄阳”、“南阳”两说学者纷争的主要起因。所以，我们今天重辨这个问题时，应排除汉晋以后相关此事所有有争议的观点，釜底抽薪，让历史回归到没有争议的汉晋正史《后汉书》、《三国志》本身和此前的原始史料以及后世两说均认可的史料中去，根据其行政区划的沿革，重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辨南阳究竟是指何处?

　　既然我们的切入点是“襄阳”、“南阳”两说学者都肯定的“躬耕于南阳”这句话，那么，东汉三国时的今隆中地区是否属于南阳?在当时的典籍中，南阳和今隆中地区是否同一个地理概念?在《三国志》同期的史料中，能否证明南阳指的就是宛城?就成了解开这个悬案的唯一途径了。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入手。

　　一、东汉末年，即诸葛亮躬耕南阳时今隆中是否属南阳郡？《后汉书》记载的阿头山是否今日襄阳的隆山或万山？

　　东汉时，行政区划分为州、郡、县三级。南阳郡、南郡均属荆州。《后汉书•郡国四》载：南阳郡，三十七城，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辖：宛、冠军、叶、新野、章陵、西鄂、雉、鲁阳、犨、堵阳、博望、舞阴、比阳、复阳、平氏、棘阳、湖阳、随、育阳、涅阳、阴、酂、邓、山都、郦、穰、朝阳、蔡阳、安众、筑阳、武当、顺阳、成都、襄乡、南乡、丹水、析三十七县。南郡，十七城，户十六万二千五百七十一，口七十四万七千六百四。辖江陵、巫、秭归、中卢、编、当阳、华容、襄阳、邔、宜城、鄀、临沮、枝江、夷道、夷陵、州陵、很山。南阳郡、南郡隔汉水相望。张衡的《南都赋》讲：“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就是南阳郡的地理状况，也是南阳名称的来历。就连提出隆中说的襄人习凿齿在《襄阳记》中也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湖北人民出版社年版《襄阳县志》载：襄阳，西汉初年建县，“辖汉水以南，郧县以北，中卢县以东，属荆州刺史部南郡”。古隆中位于襄阳县城西20余里，居汉水之南。江北，即今樊城一带，为古邓县，“辖汉水以北，新野县以南，蔡阳县以西，山都县以东的地区，属南阳郡”。而在《后汉书•郡国四》的南郡条下载，南郡辖17城，襄阳是其一，书载“襄阳有阿头山”。《后汉书•岑彭传》：“彭乃潜兵度沔水，击其将张杨于阿头山，大破之。”即此。今襄阳城西无阿头山之名，只有万山即隆中山，隆山是阿头山的后起之名，隆中即隆山之中。可见，此时的襄阳县不属南阳郡，今隆中在汉江南岸的襄阳县阿头山。因为我们从《三国志》以前的史料中找不到隆中这个地名，同样也找不到阿头山属南阳郡管辖的任何史料。而隆中一词最早出现是东晋的《汉晋春秋》。至于“襄阳无西”，“南阳郡邓（城）县与南郡之襄阳县是以襄阳城西十一里之万山划界”的说法，则是后人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志》的郡县分界推演出来的，这些后世的史料目前均无法“襄阳有阿头山”之史实。

　　其实，从地图上看，汉水是由西北偏北的方向向东南偏南的方向汇入长江的，基本上是南北走向。其东西走向只有从山都至襄阳约百余公里的一段，而南郡和南阳郡的划分也只有这一段史书上讲的最为清楚，即“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在这一段东西走向的汉水区域，两郡任何跨汉水管辖的记载西晋以前的史书中都没有。而在《后汉书》中有关襄阳纷争的记载却都是以汉江为界的，如《刘表传》载：“时江南宗贼大盛，又袁术阻兵屯鲁阳，表不能得至，乃单马入宜城，请南郡人蒯越、襄阳人蔡瑁与共谋画……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唯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这里面两次提到襄阳，即“北守襄阳”、“江南悉平”毫无疑问均包括今隆中地区。

　　二、诸葛亮写《出师表》时曹魏已设襄阳郡，今隆中地区此时划归何处？

　　由于行政区划经常变化，所以，自古以来人们都有一个习惯，即追述历史时，除必要时引用古地名外，一般均是用著书时的地名注明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这一点《三国志》的作者也不例外。三国蜀建兴五年2022年，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出师表》，而此前建安十三年2022年八月，曹操攻占南郡北部，设襄阳郡，“统县八”。管辖南郡的襄阳、中庐、邔县、宜城、鄾县、临沮，又辖原南阳郡的山都和邓县。而刘备南征江南四郡后，也在江北设立过襄阳郡，委任关羽为襄阳太守。尽管关羽并没有走马上任，但在刘备及诸葛亮的心目中，依襄阳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设郡也是迟早的问题。既然襄阳20多年前已升格为与南阳郡平行的地位，按常理，20余年后，诸葛亮上《出师表》时，再将襄阳城外此前不论是否属于邓县或山都县的隆中说成是南阳，就像今天的清丰、南乐县人说自己是河北人，武安、临漳人说自己是河南人一样不合情理了新中国成立前清丰、南乐等5县属河北省，武安、临漳等5县属河南省，这一点，在《三国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如《蜀书七•庞统传》：“庞统字士元，襄阳。”《蜀书九•马良传》：“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蜀书十一•向郎传》：“向郎字巨达，襄阳宜城。”而同时的南阳人黄忠、文聘、韩暨则注明为：“字汉升，南阳。”“字仲业，南阳宛。”“字公至，南阳堵阳。”均见《三国志》。古人籍贯，向以郡望为主，即郡在前，县在后，郡治地也可以只书郡。上述传记表明，在这一时期，襄阳和南阳是对等的，都是郡，同时，邓县此时属襄阳郡，不论今隆中是否属邓县，在此阶段，在诸葛亮和陈寿的心目中，已升格为郡且管辖着隆中地区的襄阳绝对不可能和同为郡的南阳混为一谈。今隆中更不可能和南阳画上等号。

　　三、陈寿著《三国志》时用的地名，是何时的区划?

　　陈寿（233~2022年）写《三国志》为泰始十年2022年前后，距诸葛亮躬耕南阳建安二年至十年，即公元197至2022年已近2022年，如全用2022年前年的区划，必然会给当时的读者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通观全志，陈寿用的基本是西晋初年的区划和地名。而在晋太康年间280至2022年，三国归晋后的晋武帝分南阳郡南部的今新野、邓州市、唐河、桐柏及今湖北的枣阳、随州等县设立义阳郡，治所新野。又将建安十三年划归襄阳郡的古邓县分置邓城县，辖今樊城一带，归襄阳郡。邓县则归义阳郡。分南阳郡西南的今西峡、淅川及湖北的十堰、均县、老河口一带设南乡郡。加上原先已设的襄阳郡，《晋书•地理志》所载如下：“襄阳郡，魏置。统县八，户二万二千七百。宜城、中庐、临沮、邔、襄阳、山都、邓城、鄾（其中邓城县为新置）。南阳国，秦置郡。统县十四，户二万四千四百。宛、西鄂、雉、鲁阳、犨、淯阳、博望、堵阳、叶、舞阴、比阳、涅阳、冠军、郦。顺阳郡，太康中置。统八县，户二万一百。酂、顺阳、南乡、丹水、武当、阴、筑阳、析。义阳郡，太康中置。统县十二，户一万九千。新野、穰、邓、蔡阳、随、安昌、棘阳、厥西、平氏、义阳、平林、朝阳。”于是，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的前三国时期的许多人物籍贯，均是以晋初的行政区划标注的。如：“魏延，字文长，义阳。”“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等等均见《三国志》。在东汉末属南阳郡的新野，在标注人物籍贯时，陈寿从未用东汉三国时期的区划标明为“南阳新野人”。而在《后汉书》中的新野人士均注明为“南阳新野人”，如邓芝的先祖邓禹为“南阳新野人”、阴识“南阳新野人”、樊晔“南阳新野人”、曹节“南阳新野人”等等。另外，上文中提到的诸多襄阳从未用南郡襄阳人标注。但在《后汉书》中，凡襄阳人均注明“南郡襄阳人”，如《逸民列传》中的庞公传。“庞公者，南郡襄阳。居岘山。”庞德公乃庞统之叔，他所著的岘山襄阳俗称“三岘”，包括岘首山（下岘）、望楚山（中岘）、万山（上岘）。万山即今天的隆中山，与襄阳岘山烟雨相望。而在东晋《襄阳耆旧记》中庞德公已“由南郡襄阳人”改为“襄阳人”，同期的马良、向郎均为“襄阳宜城人”。由此可见，陈寿以及习凿齿都是以西晋初的行政区划来标注三国时期的事件发生地和人物的身份，而不是用东汉时期的行政区划。既然此时期的南阳郡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只辖冠军、淯阳、比阳以北的十几个县，连今天的邓州、唐河、新野都不辖了。同时和襄阳郡之间还隔着义阳郡和南乡郡，那么，将襄阳和南阳混为一谈更是匪夷所思了。退一步讲，现有争议的今隆中地区即便时属邓县或邓城县、山都县，区划也都在襄阳郡和义阳郡，那么，今隆中也应随当时的区划为“义阳邓县”或“襄阳邓城”、“襄阳山都”，而绝不会是南阳。

　　四、在东汉和三国时期，南阳能否指宛城?

　　的确，在东汉三国时，南阳是一个郡名，如《魏志•袁术传》：“南阳户口数百万”。所以，在《三国志》里，凡在南阳郡内发生的事件，具体地点多数标注的很清楚，如《魏书一》：“二年春正月，公曹操到宛。张绣降，即作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公乃引兵还舞阴，绣将骑来钞，公击破之。绣奔穰……。”等等。这里的宛，就是南阳郡治，即今天的南阳城区。但不可否认为的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将州、郡、县等行政区划名逐步演化为治所的名称屡见不鲜。如《后汉书•地理志》载：“宛，故申伯国，有屈申城，县南有北筮山……有工官、铁官。莽南阳。”王莽是第一个把南阳这个名字冠于宛城头上的。自此以后，南阳一指南阳郡，也指宛城。《后汉书•志第十》：“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会下江、新市贼张印、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阳……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这里使用的是南阳，同一事件在同书光武帝纪、刘玄列传中使用的都是宛城。又如《后汉书•天文志》记载：“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同一事件在孝安帝纪中记载：“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类似南阳、宛城互用的记载在《后汉书》中还有很多。同样，南阳与宛城以及襄阳与州治荆州的名称互用，在《三国志》本身也非常普遍。如：《魏书六•刘表传》：“是时山东兵起，刘表亦合兵军襄阳。袁术之在南阳也，与孙坚合从，欲袭夺刘表荆州，使坚攻表。”这里的襄阳一个地名就用了两个名称，一是作为县治的襄阳，一是作为荆州治所的荆州。与此相对应的，袁术此时所在的宛城，仅用南阳代之。又如《吴书一•孙坚传》：“荆州刺史王睿素遇无礼，坚过杀之。比至南阳，众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闻军至，晏然自若。”这里的荆州就是襄阳，南阳就是宛城。另外，曹操困于宛城是三国时很著名的历史故事。建安二年2022年，“张绣领其众，屯宛，与刘表合。太祖曹操南征，军清水，绣等举众降。太祖纳济妻，绣恨之。……掩袭太祖。太祖军败，二子没。”《魏书八》。此传中用的是宛，但在《魏书十•贾诩传》中用的却是“张绣在南阳。”

　　值得提出的是，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除部分用郡名代替郡治地外，凡涉及郡治以外的其他地名，均标注的非常清楚，绝没有含糊地用南阳、荆州、南郡等替代的记载。如《汉晋春秋》记载延熹七年“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之”，以及前文提到的舞阴、穰、舂陵、昆阳、叶等虽都是南阳郡的辖地，但绝不会只用南阳一词替代。假设“襄阳说”的今隆中因属南阳管辖，就可以在史书的表述中用南阳替代，南阳就是指隆中，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将《后汉书》和《三国志》郡以下的地名全部换成所属郡名，那么，两部史书岂不一塌糊涂。所以，古代史学家在正史中地名使用的严谨性今人是不容置疑的。笔者也相信，在上述两部史书中我们很难再找出一个用了“南阳”的地名，而经考证却是宛城以外某地的事例。如果找不到，那么“南阳就是隆中”这样离奇的结论，要么是后人的移花接木，要么是臆测，要么就是伪证。

　　五、诸葛亮《后出师表》中也提到了南阳，这个南阳是指宛城无疑。

　　无独有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也用了“南阳”一词：“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通于黎阳，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这里的南阳，是指曹操在宛城为张绣所败，身中流矢之事。诸葛亮《前出师表》为汉兴五年（2022年），《后出师表》为汉兴六年（2022年），前后仅隔一年，在前后一年的时间内，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地理学家的诸葛亮不可能将同一个地名分指相隔两百余里的两个地方。所以，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躬耕于南阳”，与《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一样，都指的是宛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按照“襄阳说”的观点，《前出师表》的南阳是邓县之隆中，《后出师表》的南阳也应是邓县之隆中，岂不令人贻笑？是不是又要找出张绣、曹操到过隆中的记载？否则，有什么理由能否定前后出师表中的两个南阳的注释呢？

　　当然，《后出师表》也有真伪之争，但《后出师表》最早却是出自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伪托说认为是诸葛乔（204~2022年）写存，诸葛恪（203~2022年）钩致，这两人是诸葛亮的侄子，均与诸葛亮同时在世，不论真伪，他们与诸葛亮在南阳地名的认知上也应该是一致的。另外，裴松之认为《后出师表》出于张俨《默记》，张俨与诸葛亮同期稍晚，做事严谨，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很熟悉，如果《后出师表》为后人伪托，张俨不会不加辨别就收进《默记》。当然，《后出师表》的真伪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主旨，但不可否认的是，诸葛亮也好，与他同期在世的诸葛乔、诸葛恪、张俨也好，对两表中均使用的“南阳”一词都没有歧义。所以，“襄阳说”要否定《前出师表》“躬耕南阳”中的南阳是宛城，就必须首先否定《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也是宛城，否定《后出师表》，否定“鞠躬尽瘁，而后已”这句千古名言。否则，前后出师表中的“南阳”之记载在“襄阳说”中的矛盾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六、假设今天的隆中地属南阳郡邓县，那么在《三国志》中是否有可能以南阳代替，或暗指呢?在诸葛亮眼里，近在咫尺的襄阳就那么无足轻重吗？

　　按一般的习惯，生活在大城市辖区内的边远小县的人对外声明自己的居住地时，可以只说大城市名或大行政区名，就像一个在今天淅川县工作的人可以讲自己是“南阳人”一样。但问题是，东汉三国时期的襄阳并非是个边远小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襄阳就有“楚之北津戍”之名。上通秦陇，下控汉沔，东瞰吴越，西遥川陕，历为“下马襄阳郭，移舟汉阴驿”的南船北马交接之地。东汉灵帝崩，刘表“代王睿为荆州刺史”，治所由汉寿徙至襄阳。从此，襄阳地位愈加重要。刘表利用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所以，在《三国志》中，凡是关于襄阳的记载都非常明确。如《魏书二十六》：“关羽围襄阳，宠助征南将军曹仁屯樊城拒之。”《魏书十四》：“关羽围樊、襄阳。”《吴书•鲁肃传》：周瑜在病危之际给孙权的遗书提出了“规定巴蜀，次取襄阳”的战略计划，襄阳地位与巴郡相等，是周瑜计划在汉江以南与已占领南阳的曹操相抗衡的两个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在《三国志》中，连襄阳、樊城距离这么近的城市都分得清清楚楚，襄阳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怎么可能到了诸葛亮这位精细的军事家、地理学家的手里就讲不清了?不提近在咫尺的襄阳，而非要去附会200余里外的南阳?假如诸葛亮在离襄阳仅20余里的地方生活了2022年，却对近在咫尺的政治经济中心荆州州治、并与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襄阳城无动于衷，只字不提，那今天的襄阳人对这段历史也是应该反思的。所以，笔者认为，诸葛亮在率军出师前，有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向后主刘禅追忆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样一件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转折事件时，一定是百感交集，斟字酌句，为什么非要用“南阳”和“草庐”，而不用“襄阳”和“隆中”?今天看来，绝不仅仅是一个区划归属问题，而是他对这两个地名的全部感情和一生心血的寄托。诸葛亮不是对襄阳没有感情，那里毕竟是他生活过的地方，只是他躬耕之地确实不在那里，只能提南阳而已。

　　再者，诸葛亮早年生活的时代，正值东汉末季，战乱纷起，群雄割据，原有的行政区划早已被军阀们的实际占领而变得模糊不清。这时，人们不大会继续遵守传统的郡县之制，只会以实际的归属或比较精准的地名来称谓自己的所在。从当时的势力范围看，以襄阳为中心的一块不算太小的区域是属于刘表的，在谈及襄阳周边地区时只能附会襄阳，即便今襄阳隆中原来属于南阳郡邓县，在当时无疑也是刘表的区域，如果刘表连这块仅距襄阳20里的地方都控制不了，使诸葛亮这样的名士在讲述自己生平事迹时对其视而不见，就无法称得上是较强的军阀势力。试想，假如诸葛亮真的是在远离南阳240华里，而距荆州州治襄阳仅20华里，且属于刘表区的地方躬耕，那么他只能称自己是躬耕于襄阳，而不会毫不含糊地说“躬耕于南阳”。

　　七、习凿齿并未说过隆中是诸葛亮的躬耕地或三顾草庐之地，只是说隆中是诸葛亮的家、故宅。

　　我们不能否认，习凿齿是东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所著的《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等史书记载了大量不载正史的史料，补充了《三国志》史料的许多缺失和简略，同时，他也是迄今距三国时期时间最近的史学家。习凿齿？～383，字彦威。襄阳人。世代为荆楚豪族，东汉襄阳侯习郁之后人。习凿齿多才多艺，少有志气，博学，以文笔著称。与清谈之士韩伯、伏滔相友善。精通玄学、佛学、史学，主要著作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人高士传》、《习凿齿集》等。其中《襄阳耆旧记》是中国最早的人物志之一。《汉晋春秋》亦为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他在《汉晋春秋》中所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隆中。”另外，《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记载，他从荥阳太守任上回襄阳后，给桓温弟秘信中说：“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遗事犹存，星列满目”。正是这些记载，引发了“襄阳”、“南阳”两说的争端。后来，《水经注》、《》等根据他的记载，才逐步演变成“躬耕隆中”、“隆中对”等观点来。

　　本来，笔者所议原不打算包括《汉晋春秋》在内的有争议的史料，但习凿齿虽晚于诸葛亮150余年，毕竟是东晋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对他的观点我们也不能简单否定之。首先，他肯定了“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他对诸葛亮深怀敬仰之情。他曾专程去隆中凭孔明故宅，并写了《诸葛武侯宅铭》，记叙了孔明故宅的情景，论述了孔明志在复兴汉室、统一中原大业的抱负，颂扬了公正无私，执法严明，鞠躬尽瘁，而后已的思想作风。在他的著作中，还收录了孔明的《后出师表》，对考证此文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在四川成都的武侯祠里，后人留下这样一副对联：异代相知习凿齿，千秋同祀武乡侯。所以，对这样一个人物，我们不应妄加非薄。但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习凿齿关于诸葛亮故居的记载，可以发现均没有“草庐”、“三顾”这样的关键字眼，他只是提到隆中是诸葛亮的故宅和居住地。诸葛亮确实在襄阳生活过很长时间，诸葛亮生于光和四年（2022年），8岁时丧父，兴平二年（2022年）与弟弟诸葛均一起随叔父刘玄投奔刘表，首先到的就是襄阳，在此与许多名士游学往来，并在襄阳娶妻黄氏。建安二年（2022年）诸葛玄病故，诸葛亮不愿意依附刘表，便与弟诸葛均又躬耕于南阳。在襄阳隆中期间，诸葛亮一家的生活主要也是躬耕，同到南阳以后一样，因为在当时许多未入仕的名士中，这种生活方式是很普遍的。如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载：“庞德公，襄阳人。居岘山之南沔水上，未尝入城府。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宾。”

　　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脉络：隆中是诸葛亮在襄阳的家，是故宅，南阳卧龙岗是诸葛玄后诸葛亮与其弟不愿依附刘表重新寻找的躬耕之地。《大明一统志》把两者的关系讲的最为准确：“诸葛亮，琅琊人，躬耕南阳，往来隆中。”这一观点在《》第三十六回“玄德用计取樊城，元直走马荐诸葛”讲的较为清楚“徐庶：玄与荆州刘景升有旧，因往依之，遂家于襄阳。后玄卒，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尝好《梁父吟》。所居之地有一冈，名卧龙冈，因自号卧龙先生。……凤雏乃襄阳庞统也。伏龙正是诸葛孔明。……玄德如梦初觉。引众将（由樊城）回至新野，便具厚币，同关张前去南阳请孔明。”这样，习凿齿的“亮家于隆中”与诸葛亮的“躬耕于南阳”就很容易解释了。

试想，如果诸葛亮躬耕地果真在隆中，陈寿能对《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这样与当时行政区划明显不符的错误记述视而不见吗？对前史中因行政区划变动而产生名称、归属变化的地名进行必要的注释，是史学家的基本常识。依陈寿这样著名史学家的水准是不会犯这样的遗漏的。事实可能只有一个，就是陈寿认为“南阳”就是南阳，他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以没必要再注释。试观《三国志》全书，陈寿在地名使用上有明显错误的地方还有吗？如果没有，他怎么可能在整部《三国志》中他最尊重的人物，又是该人物一生中最重要的存世文献《出师表》上有这样不明不白的失误呢？

东汉末年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时，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江为界，襄阳与隆中均在江南，不属南阳。同时，襄阳时为荆州治所，是一个大城市水陆码头。按人们一般习惯，总是会将距自己最近的一个大城市作为自己生活居住地的代表地，所以居住在襄阳的人没必要去附会百余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大城市南阳。20余年后诸葛亮上《出师表》时，曹魏已设襄阳郡，南郡、襄阳郡、南阳郡三郡泾渭分明，今隆中已属襄阳郡。再2022年后，陈寿著《三国志》时，西晋又在南阳郡和襄阳郡之间设立了义阳郡和南乡郡，襄阳和南阳愈离愈远了，西晋时的南阳郡范围很小，基本上指的就是今南阳市区及周边几个县了。所以，《出师表》中提到的“躬耕于南阳”，从西晋以前的史料来看，所指的只能是今南阳城区一带，最起码，我们从《三国志》本身以及此前的史书中很容易就能找出几十条甚至上百条南阳是指宛城的旁证，但却找不到任何一条今隆中地区能以“南阳”代替的旁证。从这个角度看，隆中当时是否属于邓县，习凿齿以后的史书怎么记载，宛县当时是否为曹魏所在，诸葛亮的亲朋好友在什么地方，谁先建的庙，后世什么名人题过什么词都是无足轻重的了。

如照《新三国》的戏说，“襄阳说”怎么再去圆“躬耕于南阳”这句名言呢？在这里，徐庶讲的是襄阳城外，诸葛亮却说那里是南阳，有这样的道理吗？由此可见，许多伪史大概就是这么不经意间造出来的

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历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就是诸葛亮本人在《出师表》中讲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个南阳，持南阳说的讲就是当时的宛城，即今天的南阳市区。因为诸葛亮及《三国志》中从未提及“躬耕于隆中、躬耕于襄阳”的话语。而持襄阳说的则认为这个南阳指的是隆中，主要理由有四：一历代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一致的；二诸葛亮躬耕于邓县，邓县归南阳郡管辖；三宛县为曹魏集团占领，刘备不可能前往曹操的占领区自投罗网；四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许多名士师友，他的亲属也全都居住于襄阳。这些观点最后发展到了对南阳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注释：“南阳，郡名，在现襄阳一带”。“南阳，地名，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在东汉时属南阳郡”。以至于武断地说，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是一个没有疑义的问题；是一个早有定论的常识性问题，希望不要再争论下去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陈寿写《三国志》时没有想到诸葛亮的影响在后世会如此之大，因一个地名会争得如此激烈，否则，在此语后加上“宛城”或“隆中”、“襄阳”等字眼，也就不会再有今天的争论了。但既然已经如此，《三国志》只告诉了我们这么一句话，我们今天去解读诸葛亮的躬耕地时，也只能从这一句话切入。我相信，诸葛亮本人和随后的陈寿先生在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之所以这么讲，在当时，即东汉、三国、西晋时期，南阳的地理概念应该是很明确的，是不会引起歧义的。只是后来人作注释时，模糊了这个概念，引申出了新的分歧。应当指出：“襄阳说”的主要理由之一“历代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一致的”本身就不准确，《后汉书》、《三国志》就从未有过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的任何记载，只是《三国志》问世后的百余年后，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提出的：“亮家于南阳郡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隆中”之后，才以讹传讹形成了襄阳说的主要观点。这也是目前“襄阳”、“南阳”两说学者纷争的主要起因。所以，我们今天重辨这个问题时，应排除汉晋以后相关此事所有有争议的观点，釜底抽薪，让历史回归到没有争议的汉晋正史《后汉书》、《三国志》本身和此前的原始史料以及后世两说均认可的史料中去，根据其行政区划的沿革，重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辨南阳究竟是指何处?

既然我们的切入点是“襄阳”、“南阳”两说学者都肯定的“躬耕于南阳”这句话，那么，东汉三国时的今隆中地区是否属于南阳?在当时的典籍中，南阳和今隆中地区是否同一个地理概念?在《三国志》同期的史料中，能否证明南阳指的就是宛城?就成了解开这个悬案的唯一途径了。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入手。

一、东汉末年，即诸葛亮躬耕南阳时今隆中是否属南阳郡？《后汉书》记载的阿头山是否今日襄阳的隆山或万山？

东汉时，行政区划分为州、郡、县三级。南阳郡、南郡均属荆州。《后汉书•郡国四》载：南阳郡，三十七城，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辖：宛、冠军、叶、新野、章陵、西鄂、雉、鲁阳、犨、堵阳、博望、舞阴、比阳、复阳、平氏、棘阳、湖阳、随、育阳、涅阳、阴、酂、邓、山都、郦、穰、朝阳、蔡阳、安众、筑阳、武当、顺阳、成都、襄乡、南乡、丹水、析三十七县。南郡，十七城，户十六万二千五百七十一，口七十四万七千六百四。辖江陵、巫、秭归、中卢、编、当阳、华容、襄阳、邔、宜城、鄀、临沮、枝江、夷道、夷陵、州陵、很山。南阳郡、南郡隔汉水相望。张衡的《南都赋》讲：“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就是南阳郡的地理状况，也是南阳名称的来历。就连提出隆中说的襄人习凿齿在《襄阳记》中也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湖北人民出版社年版《襄阳县志》载：襄阳，西汉初年建县，“辖汉水以南，郧县以北，中卢县以东，属荆州刺史部南郡”。古隆中位于襄阳县城西20余里，居汉水之南。江北，即今樊城一带，为古邓县，“辖汉水以北，新野县以南，蔡阳县以西，山都县以东的地区，属南阳郡”。而在《后汉书•郡国四》的南郡条下载，南郡辖17城，襄阳是其一，书载“襄阳有阿头山”。《后汉书•岑彭传》：“彭乃潜兵度沔水，击其将张杨于阿头山，大破之。”即此。今襄阳城西无阿头山之名，只有万山即隆中山，隆山是阿头山的后起之名，隆中即隆山之中。可见，此时的襄阳县不属南阳郡，今隆中在汉江南岸的襄阳县阿头山。因为我们从《三国志》以前的史料中找不到隆中这个地名，同样也找不到阿头山属南阳郡管辖的任何史料。而隆中一词最早出现是东晋的《汉晋春秋》。至于“襄阳无西”，“南阳郡邓（城）县与南郡之襄阳县是以襄阳城西十一里之万山划界”的说法，则是后人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志》的郡县分界推演出来的，这些后世的史料目前均无法“襄阳有阿头山”之史实。

其实，从地图上看，汉水是由西北偏北的方向向东南偏南的方向汇入长江的，基本上是南北走向。其东西走向只有从山都至襄阳约百余公里的一段，而南郡和南阳郡的划分也只有这一段史书上讲的最为清楚，即“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在这一段东西走向的汉水区域，两郡任何跨汉水管辖的记载西晋以前的史书中都没有。而在《后汉书》中有关襄阳纷争的记载却都是以汉江为界的，如《刘表传》载：“时江南宗贼大盛，又袁术阻兵屯鲁阳，表不能得至，乃单马入宜城，请南郡人蒯越、襄阳人蔡瑁与共谋画……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唯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这里面两次提到襄阳，即“北守襄阳”、“江南悉平”毫无疑问均包括今隆中地区。

的确，在南阳、南二郡以汉水南北划江而设，况且南郡先于南阳郡设立的大前提下，将汉江南今隆中的一小块地方硬说成是江北邓县管辖的立论是有悖于中国传统行政区划划分原则的，因此最近有湖北学者提出今隆中应属当时南阳郡的山都县管辖，不属邓县的新论。此说较前说有更合理的成份，但也有许多问题，后文再述。（另外，关于邓县是否能隔过山都县和朝阳县管辖今隆中地区的问题，学者已有较多论述，本文不议。）

二、诸葛亮写《出师表》时曹魏已设襄阳郡，今隆中地区此时划归何处？

由于行政区划经常变化，所以，自古以来人们都有一个习惯，即追述历史时，除必要时引用古地名外，一般均是用著书时的地名注明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这一点《三国志》的作者也不例外。三国蜀建兴五年2022年，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出师表》，而此前建安十三年2022年八月，曹操攻占南郡北部，设襄阳郡，“统县八”。管辖南郡的襄阳、中庐、邔县、宜城、鄾县、临沮，又辖原南阳郡的山都和邓县。而刘备南征江南四郡后，也在江北设立过襄阳郡，委任关羽为襄阳太守。尽管关羽并没有走马上任，但在刘备及诸葛亮的心目中，依襄阳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设郡也是迟早的问题。既然襄阳20多年前已升格为与南阳郡平行的地位，按常理，20余年后，诸葛亮上《出师表》时，再将襄阳城外此前不论是否属于邓县或山都县的隆中说成是南阳，就像今天的清丰、南乐县人说自己是河北人，武安、临漳人说自己是河南人一样不合情理了新中国成立前清丰、南乐等5县属河北省，武安、临漳等5县属河南省，这一点，在《三国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如《蜀书七•庞统传》：“庞统字士元，襄阳。”《蜀书九•马良传》：“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蜀书十一•向郎传》：“向郎字巨达，襄阳宜城。”而同时的南阳人黄忠、文聘、韩暨则注明为：“字汉升，南阳。”“字仲业，南阳宛。”“字公至，南阳堵阳。”均见《三国志》。古人籍贯，向以郡望为主，即郡在前，县在后，郡治地也可以只书郡。上述传记表明，在这一时期，襄阳和南阳是对等的，都是郡，同时，邓县此时属襄阳郡，不论今隆中是否属邓县，在此阶段，在诸葛亮和陈寿的心目中，已升格为郡且管辖着隆中地区的襄阳绝对不可能和同为郡的南阳混为一谈。今隆中更不可能和南阳画上等号。

三、陈寿著《三国志》时用的地名，是何时的区划?

陈寿（233~2022年）写《三国志》为泰始十年2022年前后，距诸葛亮躬耕南阳建安二年至十年，即公元197至2022年已近2022年，如全用2022年前年的区划，必然会给当时的读者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通观全志，陈寿用的基本是西晋初年的区划和地名。而在晋太康年间280至2022年，三国归晋后的晋武帝分南阳郡南部的今新野、邓州市、唐河、桐柏及今湖北的枣阳、随州等县设立义阳郡，治所新野。又将建安十三年划归襄阳郡的古邓县分置邓城县，辖今樊城一带，归襄阳郡。邓县则归义阳郡。分南阳郡西南的今西峡、淅川及湖北的十堰、均县、老河口一带设南乡郡。加上原先已设的襄阳郡，《晋书•地理志》所载如下：“襄阳郡，魏置。统县八，户二万二千七百。宜城、中庐、临沮、邔、襄阳、山都、邓城、鄾（其中邓城县为新置）。南阳国，秦置郡。统县十四，户二万四千四百。宛、西鄂、雉、鲁阳、犨、淯阳、博望、堵阳、叶、舞阴、比阳、涅阳、冠军、郦。顺阳郡，太康中置。统八县，户二万一百。酂、顺阳、南乡、丹水、武当、阴、筑阳、析。义阳郡，太康中置。统县十二，户一万九千。新野、穰、邓、蔡阳、随、安昌、棘阳、厥西、平氏、义阳、平林、朝阳。”于是，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的前三国时期的许多人物籍贯，均是以晋初的行政区划标注的。如：“魏延，字文长，义阳。”“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等等均见《三国志》。在东汉末属南阳郡的新野，在标注人物籍贯时，陈寿从未用东汉三国时期的区划标明为“南阳新野人”。而在《后汉书》中的新野人士均注明为“南阳新野人”，如邓芝的先祖邓禹为“南阳新野人”、阴识“南阳新野人”、樊晔“南阳新野人”、曹节“南阳新野人”等等。另外，上文中提到的诸多襄阳从未用南郡襄阳人标注。但在《后汉书》中，凡襄阳人均注明“南郡襄阳人”，如《逸民列传》中的庞公传。“庞公者，南郡襄阳。居岘山。”庞德公乃庞统之叔，他所著的岘山襄阳俗称“三岘”，包括岘首山（下岘）、望楚山（中岘）、万山（上岘）。万山即今天的隆中山，与襄阳岘山烟雨相望。而在东晋《襄阳耆旧记》中庞德公已“由南郡襄阳人”改为“襄阳人”，同期的马良、向郎均为“襄阳宜城人”。由此可见，陈寿以及习凿齿都是以西晋初的行政区划来标注三国时期的事件发生地和人物的身份，而不是用东汉时期的行政区划。既然此时期的南阳郡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只辖冠军、淯阳、比阳以北的十几个县，连今天的邓州、唐河、新野都不辖了。同时和襄阳郡之间还隔着义阳郡和南乡郡，那么，将襄阳和南阳混为一谈更是匪夷所思了。退一步讲，现有争议的今隆中地区即便时属邓县或邓城县、山都县，区划也都在襄阳郡和义阳郡，那么，今隆中也应随当时的区划为“义阳邓县”或“襄阳邓城”、“襄阳山都”，而绝不会是南阳。

四、在东汉和三国时期，南阳能否指宛城?

的确，在东汉三国时，南阳是一个郡名，如《魏志•袁术传》：“南阳户口数百万”。所以，在《三国志》里，凡在南阳郡内发生的事件，具体地点多数标注的很清楚，如《魏书一》：“二年春正月，公曹操到宛。张绣降，即作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公乃引兵还舞阴，绣将骑来钞，公击破之。绣奔穰……。”等等。这里的宛，就是南阳郡治，即今天的南阳城区。但不可否认为的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将州、郡、县等行政区划名逐步演化为治所的名称屡见不鲜。如《后汉书•地理志》载：“宛，故申伯国，有屈申城，县南有北筮山……有工官、铁官。莽南阳。”王莽是第一个把南阳这个名字冠于宛城头上的。自此以后，南阳一指南阳郡，也指宛城。《后汉书•志第十》：“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会下江、新市贼张印、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阳……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这里使用的是南阳，同一事件在同书光武帝纪、刘玄列传中使用的都是宛城。又如《后汉书•天文志》记载：“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同一事件在孝安帝纪中记载：“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类似南阳、宛城互用的记载在《后汉书》中还有很多。同样，南阳与宛城以及襄阳与州治荆州的名称互用，在《三国志》本身也非常普遍。如：《魏书六•刘表传》：“是时山东兵起，刘表亦合兵军襄阳。袁术之在南阳也，与孙坚合从，欲袭夺刘表荆州，使坚攻表。”这里的襄阳一个地名就用了两个名称，一是作为县治的襄阳，一是作为荆州治所的荆州。与此相对应的，袁术此时所在的宛城，仅用南阳代之。又如《吴书一•孙坚传》：“荆州刺史王睿素遇无礼，坚过杀之。比至南阳，众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闻军至，晏然自若。”这里的荆州就是襄阳，南阳就是宛城。另外，曹操困于宛城是三国时很著名的历史故事。建安二年2022年，“张绣领其众，屯宛，与刘表合。太祖曹操南征，军清水，绣等举众降。太祖纳济妻，绣恨之。……掩袭太祖。太祖军败，二子没。”《魏书八》。此传中用的是宛，但在《魏书十•贾诩传》中用的却是“张绣在南阳。”

值得提出的是，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除部分用郡名代替郡治地外，凡涉及郡治以外的其他地名，均标注的非常清楚，绝没有含糊地用南阳、荆州、南郡等替代的记载。如《汉晋春秋》记载延熹七年“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之”，以及前文提到的舞阴、穰、舂陵、昆阳、叶等虽都是南阳郡的辖地，但绝不会只用南阳一词替代。假设“襄阳说”的今隆中因属南阳管辖，就可以在史书的表述中用南阳替代，南阳就是指隆中，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将《后汉书》和《三国志》郡以下的地名全部换成所属郡名，那么，两部史书岂不一塌糊涂。所以，古代史学家在正史中地名使用的严谨性今人是不容置疑的。笔者也相信，在上述两部史书中我们很难再找出一个用了“南阳”的地名，而经考证却是宛城以外某地的事例。如果找不到，那么“南阳就是隆中”这样离奇的结论，要么是后人的移花接木，要么是臆测，要么就是伪证。

五、诸葛亮《后出师表》中也提到了南阳，这个南阳是指宛城无疑。

无独有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也用了“南阳”一词：“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通于黎阳，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这里的南阳，是指曹操在宛城为张绣所败，身中流矢之事。诸葛亮《前出师表》为汉兴五年（2022年），《后出师表》为汉兴六年（2022年），前后仅隔一年，在前后一年的时间内，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地理学家的诸葛亮不可能将同一个地名分指相隔两百余里的两个地方。所以，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躬耕于南阳”，与《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一样，都指的是宛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按照“襄阳说”的观点，《前出师表》的南阳是邓县之隆中，《后出师表》的南阳也应是邓县之隆中，岂不令人贻笑？是不是又要找出张绣、曹操到过隆中的记载？否则，有什么理由能否定前后出师表中的两个南阳的注释呢？

当然，《后出师表》也有真伪之争，但《后出师表》最早却是出自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伪托说认为是诸葛乔（204~2022年）写存，诸葛恪（203~2022年）钩致，这两人是诸葛亮的侄子，均与诸葛亮同时在世，不论真伪，他们与诸葛亮在南阳地名的认知上也应该是一致的。另外，裴松之认为《后出师表》出于张俨《默记》，张俨与诸葛亮同期稍晚，做事严谨，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很熟悉，如果《后出师表》为后人伪托，张俨不会不加辨别就收进《默记》。当然，《后出师表》的真伪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主旨，但不可否认的是，诸葛亮也好，与他同期在世的诸葛乔、诸葛恪、张俨也好，对两表中均使用的“南阳”一词都没有歧义。所以，“襄阳说”要否定《前出师表》“躬耕南阳”中的南阳是宛城，就必须首先否定《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也是宛城，否定《后出师表》，否定“鞠躬尽瘁，而后已”这句千古名言。否则，前后出师表中的“南阳”之记载在“襄阳说”中的矛盾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六、假设今天的隆中地属南阳郡邓县，那么在《三国志》中是否有可能以南阳代替，或暗指呢?在诸葛亮眼里，近在咫尺的襄阳就那么无足轻重吗？

按一般的习惯，生活在大城市辖区内的边远小县的人对外声明自己的居住地时，可以只说大城市名或大行政区名，就像一个在今天淅川县工作的人可以讲自己是“南阳人”一样。但问题是，东汉三国时期的襄阳并非是个边远小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襄阳就有“楚之北津戍”之名。上通秦陇，下控汉沔，东瞰吴越，西遥川陕，历为“下马襄阳郭，移舟汉阴驿”的南船北马交接之地。东汉灵帝崩，刘表“代王睿为荆州刺史”，治所由汉寿徙至襄阳。从此，襄阳地位愈加重要。刘表利用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所以，在《三国志》中，凡是关于襄阳的记载都非常明确。如《魏书二十六》：“关羽围襄阳，宠助征南将军曹仁屯樊城拒之。”《魏书十四》：“关羽围樊、襄阳。”《吴书•鲁肃传》：周瑜在病危之际给孙权的遗书提出了“规定巴蜀，次取襄阳”的战略计划，襄阳地位与巴郡相等，是周瑜计划在汉江以南与已占领南阳的曹操相抗衡的两个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在《三国志》中，连襄阳、樊城距离这么近的城市都分得清清楚楚，襄阳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怎么可能到了诸葛亮这位精细的军事家、地理学家的手里就讲不清了?不提近在咫尺的襄阳，而非要去附会200余里外的南阳?假如诸葛亮在离襄阳仅20余里的地方生活了2022年，却对近在咫尺的政治经济中心荆州州治、并与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襄阳城无动于衷，只字不提，那今天的襄阳人对这段历史也是应该反思的。所以，笔者认为，诸葛亮在率军出师前，有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向后主刘禅追忆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样一件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转折事件时，一定是百感交集，斟字酌句，为什么非要用“南阳”和“草庐”，而不用“襄阳”和“隆中”?今天看来，绝不仅仅是一个区划归属问题，而是他对这两个地名的全部感情和一生心血的寄托。诸葛亮不是对襄阳没有感情，那里毕竟是他生活过的地方，只是他躬耕之地确实不在那里，只能提南阳而已。

再者，诸葛亮早年生活的时代，正值东汉末季，战乱纷起，群雄割据，原有的行政区划早已被军阀们的实际占领而变得模糊不清。这时，人们不大会继续遵守传统的郡县之制，只会以实际的归属或比较精准的地名来称谓自己的所在。从当时的势力范围看，以襄阳为中心的一块不算太小的区域是属于刘表的，在谈及襄阳周边地区时只能附会襄阳，即便今襄阳隆中原来属于南阳郡邓县，在当时无疑也是刘表的区域，如果刘表连这块仅距襄阳20里的地方都控制不了，使诸葛亮这样的名士在讲述自己生平事迹时对其视而不见，就无法称得上是较强的军阀势力。试想，假如诸葛亮真的是在远离南阳240华里，而距荆州州治襄阳仅20华里，且属于刘表区的地方躬耕，那么他只能称自己是躬耕于襄阳，而不会毫不含糊地说“躬耕于南阳”。

七、习凿齿并未说过隆中是诸葛亮的躬耕地或三顾草庐之地，只是说隆中是诸葛亮的家、故宅。

我们不能否认，习凿齿是东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所著的《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等史书记载了大量不载正史的史料，补充了《三国志》史料的许多缺失和简略，同时，他也是迄今距三国时期时间最近的史学家。习凿齿？～383，字彦威。襄阳人。世代为荆楚豪族，东汉襄阳侯习郁之后人。习凿齿多才多艺，少有志气，博学，以文笔著称。与清谈之士韩伯、伏滔相友善。精通玄学、佛学、史学，主要著作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人高士传》、《习凿齿集》等。其中《襄阳耆旧记》是中国最早的人物志之一。《汉晋春秋》亦为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他在《汉晋春秋》中所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隆中。”另外，《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记载，他从荥阳太守任上回襄阳后，给桓温弟秘信中说：“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遗事犹存，星列满目”。正是这些记载，引发了“襄阳”、“南阳”两说的争端。后来，《水经注》、《》等根据他的记载，才逐步演变成“躬耕隆中”、“隆中对”等观点来。

本来，笔者所议原不打算包括《汉晋春秋》在内的有争议的史料，但习凿齿虽晚于诸葛亮150余年，毕竟是东晋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对他的观点我们也不能简单否定之。首先，他肯定了“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他对诸葛亮深怀敬仰之情。他曾专程去隆中凭孔明故宅，并写了《诸葛武侯宅铭》，记叙了孔明故宅的情景，论述了孔明志在复兴汉室、统一中原大业的抱负，颂扬了公正无私，执法严明，鞠躬尽瘁，而后已的思想作风。在他的著作中，还收录了孔明的《后出师表》，对考证此文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在四川成都的武侯祠里，后人留下这样一副对联：异代相知习凿齿，千秋同祀武乡侯。所以，对这样一个人物，我们不应妄加非薄。但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习凿齿关于诸葛亮故居的记载，可以发现均没有“草庐”、“三顾”这样的关键字眼，他只是提到隆中是诸葛亮的故宅和居住地。诸葛亮确实在襄阳生活过很长时间，诸葛亮生于光和四年（2022年），8岁时丧父，兴平二年（2022年）与弟弟诸葛均一起随叔父刘玄投奔刘表，首先到的就是襄阳，在此与许多名士游学往来，并在襄阳娶妻黄氏。建安二年（2022年）诸葛玄病故，诸葛亮不愿意依附刘表，便与弟诸葛均又躬耕于南阳。在襄阳隆中期间，诸葛亮一家的生活主要也是躬耕，同到南阳以后一样，因为在当时许多未入仕的名士中，这种生活方式是很普遍的。如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载：“庞德公，襄阳人。居岘山之南沔水上，未尝入城府。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宾。”

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脉络：隆中是诸葛亮在襄阳的家，是故宅，南阳卧龙岗是诸葛玄后诸葛亮与其弟不愿依附刘表重新寻找的躬耕之地。《大明一统志》把两者的关系讲的最为准确：“诸葛亮，琅琊人，躬耕南阳，往来隆中。”这一观点在《》第三十六回“玄德用计取樊城，元直走马荐诸葛”讲的较为清楚“徐庶：玄与荆州刘景升有旧，因往依之，遂家于襄阳。后玄卒，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尝好《梁父吟》。所居之地有一冈，名卧龙冈，因自号卧龙先生。……凤雏乃襄阳庞统也。伏龙正是诸葛孔明。……玄德如梦初觉。引众将（由樊城）回至新野，便具厚币，同关张前去南阳请孔明。”这样，习凿齿的“亮家于隆中”与诸葛亮的“躬耕于南阳”就很容易解释了。

有学者认为 ，河西四郡的设立使河西地区逐步由游牧区变成了农业区，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它分割了游牧的匈奴同羌族的联系；同时，也让汉朝同天山以南的农业诸国，以及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一带游牧的乌孙结成了抗击匈奴的联盟，后来天山以南的农业诸国都臣服汉朝，并入汉朝的版图，这就加强了汉朝的实力，削弱了匈奴的影响。最后，这个新兴的农业带将中原农业带和天山以南农业区连接起来。这为将来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便利，对于东方与西方的联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汉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功绩主要是：扩大了汉朝对古代新疆的政治经济影响，促进了新疆统一于汉朝；将河牧区建设成为农业区，为丝问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方便条件；发展了河西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创造了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
河西地区与新疆毗邻，在历史上两者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联系是很富切的。东汉中期西域副校尉就常驻在敦煌，行使着西域都护的职权，后来由敦煌太守兼管西域事务。这种办法后来又为魏晋两朝所沿袭。我国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是把敦煌划入西域范围的，这种看法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对河西四郡，在近代以来又被人们称之为河西走廊，这是一条长达1000多公里的长廊，是通向新疆的长廊，是丝纲之路的长廊。
促进汉朝统一西域
河西四郡的设置，促进了汉朝统一西域。河西四郡设置之后，汉朝将秦长城从令居（今甘肃省永受县）延伸到了阳关、玉门。其烽燧深入到轮台，用以防御匈奴。这条长城的难面，就是汉朝移民屯垦的农业区，河西四郡设置之后。隔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导致与加强了汉朝与乌孙和天山以南诸农业国的联盟，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断匈奴右臂”，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匈奴的势力。
在西汉设置河西四郡以前，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二个广大的农业区和二十广大的游牧区。大体说来，在长城以南，地跨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是汉族和百越、西南夷等少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区；在长城以北和以西，包括东北与蒙古草原，天山以北草原以及青藏高原和邻近地区，则是匈奴、东胡、乌桓、丁零、乌孙、小月氏、西尧等从事游牧业生产的游牧区。在西汉设置河西四郡以后，将河西地区由游牧区变为农业区，这就使我国原来连成一大片的游牧区，分割成了两大片游牧区，即：匈奴、东胡、鸟桓、丁零、乌孙等游牧的北方游牧区和西羌等游牧的西北至西方的游牧区。新兴的河西地区农业区的出现，在所谓“隔绝羌芮”目的同时，也扩大了我国一大片农业区与两大片游牧区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在历史上，农业与游牧之间的矛盾乃至朋争虽然时有发生，但是由于游牧社会不能生产出自身所需要的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需要由农业社会供应各种手工业产品——金属工具和用具、丝绚、麻布、槽类以及槽食等：农业社会也需要游牧社会供应牲、皮张、毛等，因此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关系的主流始终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农业区经济与游牧区经济的结合，才构成了我国古代封建经济统一的整体。对于匈奴史、西羌史的研究必须与秦汉史的研究密切地结合起来。此意我在本章“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一节中，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迷，这里就不再多述了。
匈奴冒顿单于在统一我国统一游牧区的过程中，使原来游牧于甘肃河西地区的乌孙族被迫西迁至巴尔喀什湖一带游牧，摆脱了原来附属于匈奴的地位，但是仍然经常受到匈奴的威胁。当时天山以北是游牧区，在这里从事游牧生活的诸“行国”，均受匈奴贵族的，天山以南是农业区，在这里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的诸”居国”，也受匈奴贵族的。《汉书·西域传》中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憧都尉，使领西域，访居焉香。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汉朝有联络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共同抗击匈奴的需要，乌孙不愿继续附属于匈奴贵族，天山以南的农业国也有摆脱匈奴贵族奴隶制的愿望。这就是汉朝能与西域诸国结成联盟共同抗击匈奴的政治基础。汉朝设置河西四郡后，与西域诸国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加强了，这就为汉朝联合西域诸国共同抗击匈奴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元前2022年，张骞与甘父第一次通使西域时，由于当时河西地区还是匈奴的游牧区，往返途中都受到匈奴贵族的阻挠，前后共费了2022年的时间。公元前2022年，张会第二次通使西域到乌孙时，就非常便当，因为这时匈奴已经退出了河西地区。张骞从乌孙返回长安时带回了乌孙报谢的使者数十人，这些使者目睹汉朝的强大，为随后汉朝与乌孙结成联盟创造了条件。同时，张骞分遣副使到大宛、康眉、大月氏、大夏、、身毒及诸旁国，扩大了汉朗对西域“三十六国”及其邻近诸国的影响。
在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斗争中，汉朝以河西四郡为依托，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站在了汉朝一边，这就大大加强了汉朝的力量。在西域，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中，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常是与汉朝军队协同作战的，如：公元前2022年《汉书·西域传》作前2022年）汉武帝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牢楼兰国兵攻车师。公元前2022年，汉武帝遣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兵攻匈奴，复逅开陵侯率楼兰、尉犁、危须六国兵攻车师，防备车师兵阻马通的骑兵。又如：公元前2022年，汉宣帝初继位，解忧公主及乌孙王再次上书称：“匈奴复连发大兵侵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收人民去，……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于出兵以救公主、昆弥。”汉宣帝发骑兵15万，由五将军分五路出击。乌孙兵获得大胜，俘虏匈奴人4万、牲70多万头，其后，西域都护甘延寿与陈汤出兵康居，消灭旬奴邱支单于所瞩部众，也主要是依靠西域诸国的兵力。
在汉朝联合乌孙和天山以南诸农业国共同抗击匈奴的过程中，“西域思汉威德，成乐内属”，这是由于匈奴在西域设立憧都尉，征收“马毡JI”、“赋税诸国”，而汉朝对于西域诸国“无取于彼”。比起奴隶制的匈奴来，封建制汉朝的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是高出很多的，汉朝加之于西域各国的负担也是比较轻的；两相比较，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是乐意亲近汉朝的。
天山以南的请农业国依靠自身的力量，不能抗御匈奴贵族的奴隶制与掠夺。这些农业国都属于小国寡民，其大者如龟兹国仅8万余人，于阗国与疏勒国均不足2万人，其小者如且宋国、小宛国等仅1000多人。而且这些农业小国各自孤处于一个或大或小的绿洲，也难于形成一个联合的力量。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是愿意归服汉朝的。这个伟大的抉择，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是符合西域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西汉未年，由于王莽对匈奴和西域采取了一系列荒谬的措施，导致匈奴贵族再次天山以南诸国。“匈奴敛税重刻（苛），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服，愿请都护。”其后，东汉设置了西域都护。
为着发展同西域各国的交往，为着与西域各国共同抗击匈奴的需要，公元前2022年，汉武帝设置使者校尉，开始在轮台、渠犁屯田。公元前年，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使护鄯善以西诸国。公元前2022年，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西域都护的设置，使西域正式成为了汉朝版图。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是符合西域各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因为把西域“三十六国”合并到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先进的汉朝，就为抵抗匈奴贵族的拢，制约诸小国间的纷争，保障社会安定、发展经济文化提供了保证。
促进中西交通发展
河西四郡的设置，便利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有关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远在张骞、甘父通使西域之前就开始了。但在这之后，由于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政治关系，促进了官方和民间商业贸易的发展。关于东西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路线，有些国外的学者曾提出过森林道与草原道的说法，最重要的通道毕竟还是经过农业区的通道，即由长安由发，经过河西四郡，到达新疆，再继续西行，前往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国。因为通过农业区的道路比较安全，食宿比较容易解决，在旅途中所需用品的补充也比较方便，而且在农业区人口密集，有较多较大的城镇，沿途呸可以进行贸易。
河西四郡设立后，这个新兴的农业区的出现，使两个古老的农业区，即中原农业区与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连接起来了，更进而与葱岭以西的古老的农业区联系起来了，使大片的农业区连接起来了就为东方与四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通道。
优秀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从来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各国、各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远古就存在，因为它对于各国、合人民都是有利的，从来都是势不可挡的。自从汉朝设置河西四郡和统一新疆之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大化交流加强了，中国的丝绸、先进的冶金技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茶叶、容器、漆器以及大黄等药材、排萧等乐器传到了西方各国，从新疆或通过新疆，西方的良种马（天马）以及棉花、胡桃（核桃）、胡葱（洋葱），胡菜（香菜）、菠菜（波斯菜）、葡萄等多种农业植物传到了我国内地，西方的音乐、舞蹈、杂技以及箜篌、四弦曲颈琵琶筹多种乐器传入了内地。西方的一、景教（圣督教的一支，属于聂斯脱里派）、袄教也传入了；教的传入，海路虽较陆路为早，但由陆路传入的影响却甚大；而今我国教的十个，主要聚居在我国西北地区，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促进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丰富中国与西方合国的经济文化生活，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对于这条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学者称之为丝绸之路，这名称渐为世界各国所采用。在古代，中国与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国间商品的流通，是通过各国的商人进行的。这些商人们的活动，在正常的情况下，并不像马拉松运动员，由起点一直跑到终点；却很像接力赛跑的运动员，逐站传递。中国丝绸运销希腊、罗情况就是这样。这中间要经过汉族商人、新疆各族商人、粟特商人、波斯商人以及希腊。罗商人之手，才能在希腊、罗市场上。在各国商人中；粟特商人是特别活跃的，在新疆各城市和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地都有粟特商人的聚居点。汉族商在新疆从事商业活动。在英国人包尔欧编译的《新疆出土怯卢文简牍》之中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从长安到终点站之间的许多城市，都起着中继站的作用）河西四郡和新疆的主要城镇也都起着这样的作用。东方与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这些城镇的繁荣发展。
在丝绸之路上经济文化的交融，实际上包括若国外与国内两个部分。古代的新疆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和荟萃的地方，许多由西方传来的文化，一般都先传到新疆，再传入内地；许多由内地情出国外的文化，一般也是先传到新疆，再传到国外。譬如，许多农作物、乐器以及等传入内地的情况就是这样，内地的丝绸、冶金技术传在国外也是这样。
河西四郡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新疆境内的于阗、疏勒、龟兹、高昌，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丝绸之路的畅通曾经促进了这些城镇的繁荣发展。这些城镇在对外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大可与海运大开以后一些沿海城市的憎况相比拟。
促进西北经济文化发展
河西四郡的设置，促进了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西汉设且河西四郡后，这片古老的游牧区所以能够地速变为新兴的农业区，是有其特别优越的条件的。首先，由内地移居到这里的移民，主要是汉族农民，他们是带着内地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到这里来的。移民的成员正如《汉书·地理志》中所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从焉。”下贫当然指的是贫苦农民，“抱怨过当”和因反抗封建而校目为“悖逆亡道”的人，也都主要是农民。这些在内地缺地、无地的农民，到了河西地区之后，面对沉睡的肥沃荒原，就大有用武之地了，迅速地发展起了农业生产和牧业生产。这也正如《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谷籴常，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地广民稀，水草宜牧，以故凉州之为天下饶。”其次，这里的农业是灌溉农业，不受旱涝害的威胁，农业生产在未失去水土平衡以前，是可以稳定地发展的。光靠大气降水（雨、雪）是不能够进行农业生产的，得天独厚的是发源于祁连山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滋润着河西大地，可以引水灌田，在自然地理上河西与新疆有许多共同之处，在河西和新疆有一种传统的流行的说法）说什么“高山雪灌田畴”，这种说法容易产生误解，好像无山和祁连山里有着无尽冰雪可资融化似的。其实在天山和祁连山巨大的山区中，年降水量都是比较高的。如果在天山和祁连山巨大的山区中，没有较高的年降水量，就不会有众多的河流从天山和祁连山中流出。正是由于有着这些河流，才保证了在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在封建社会里，农业生产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河西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是造成这个地区城市发展、商业繁荣、文化发达的根本条件。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兰州、武威、酒泉等地清理了汉代墓葬500多座，出土了大批文物。出上文物中有大量的木简、漆器、陶器、铜器、铁器、丝织品、度量衡具、天文仪等等。例如，19在武威雷台的一座东汉“张姓将军墓”中，出土的文物中有铜马39匹，铜牛1头，铜车10辆，有一匹“铜奔马昂首扬尾，头微左顾，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一飞鸟，鸟似鹰，展翅回首，是一件罕见的古代艺术珍品”。为数众多的两汉魏晋时代文物的出土，表明了当时当地的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考古工作者还在订西地区魏晋时代的墓葬中发现了近干幅壁画，仅嘉峪关市的六座墓葬中就有600多幅壁画。在这些壁画中有犁地、播种、耢地、打场、采柔、养蚕、放牧等汉族和少数农民生产劳动的画卷，也有坞壁（封建庄园）内地主阶级在奴侍奉下宴饮、歌舞的画面，在这些圭画所见到的犁、违枷、耙、耢等农具，与作者解放前在山丹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时所见到的基本相同。这没有什么奇怪，农业生产上的墨守成规，生产工具千百年来很少变更，原是封建社会的一般通例。在河西地区魏晋墓室中众多壁画的发现，为研究当时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最可信的形象资料，其学术价值是很高的。
在古代河西地区发达的封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发达的封建文化，此事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列举三事。（1）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2）西凉乐的深远影响；（3）石函寺艺术的成就，作简略的说明。
自从汉武帝罢凹百家、独尊懦术以来，懦家的思想一直是中国的思想。在中国长达2022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历调历代的帝王将相都把宣扬懦家思想，作为加强其的思想因此懦家思想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对政治生活的影响，远远超过品教。等教义的影响。因此，在敦惶石窟这样的寺院的“遗书”中，居体还保存有《沦语》、《孝经》等多种懦家经籍。在武威汉墓中曾发现《礼记》木简。魏晋以来，河西地区出过许多位著名的文人。《资治通鉴》卷一二三曾说：“永嘉（308一2022年）之乱，中州之人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故凉州号为多士。”仅在《魏书》中列有专传的河西著名文人就有宋YAO、张湛、段承根、刘？、阚？、阴仲达、索敞、程骏、常爽、江式等人。他们当中有著名的经学、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并有著作传世。《魏书》列传第四十卷有一段评论说：“赵逸等皆通涉经史，才志不群，价重西州，有闻东国，……”这一卷有11人的传记，除3人为安定人，2人为金城人外（二地均在今甘肃境内），余7人中5人为敦煌人，2人为武戚人。河西地区的人文蔚起，是和当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着的。
西凉乐是在河西地区融合汉族音乐与龟兹音乐而形成的一个乐种。西凉乐的乐器很丰富，有汉族乐器钟、磐、丝、筝、排萧，有龟兹乐器？？五弦（五弦的直颈琵琶），还有国外传人的琵琶（四弦曲颈琵琶）、箜篌、铜钹、贝蠡等。西凉乐的各种乐器的形象以及演出的情况，从魏晋墓葬和石窟寺的壁画中都可看到。在敦煌石窟遗书中，已经发现有古代乐谱和好几百首曲子词。这些都为深入研究西凉乐和我国的古代音乐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西凉乐是在北朝时传人内地的。在隋唐燕乐中，龟兹乐与西凉乐最为流行，影响也最大，它们不仅对内地的音乐舞蹈，而且对宋词、元曲、戏剧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西凉乐中的大曲，对我国戏曲的发展影响很大。笔者曾写过《西凉乐与伊州乐》一丈，发表在《新疆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可供参考，这里就不再作详细说明了。
甘肃境内的石窟寺共有20多处，其数量在中国各省区中是最多的。在河西地区著名的石窟寺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以及玉门昌马、酒泉丈殊山、肃南马蹄寺和金塔寺、武威天梯山等石窟寺。在这些石窟寺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和题记，为研究1000多年间河西地区的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特别是敦煌莫高窟为全世界所瞩目的一座文化宝库，加之敦煌石窟遗书的发现，敦煌学已经成为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如果没有河西地区雄厚的社会财富，为数众多的两双魏晋的豪华墓葬和美轮美矣的石窟寺是建立不起来的。
当匈奴休居王和昆邪王在河西地区游牧时，其所部只有5万多人，西汉设置河西四郡以后人口大量增加了，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都有了很大发展。县或城的数目增加，这也是经济得到发展的一个标识。

襄阳
　　诸葛亮隐居的隆中、草堂，在今湖北襄樊市东汉末年的襄阳城西20里处。从历史形势和文献记载看，都是绝无问题的。
　　一、《出师表》一文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然而《出师表》一文中说指的南阳为东汉的南阳郡，非今天的南阳市，南阳郡作为帝乡，其面积远比今天的南阳要大，直到襄阳城外，所以尽管隆中就在离襄阳20里的地方，当时仍然属于南阳郡的辖地，所以诸葛亮才自称躬耕于南阳。
　　二、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2022年，刘表出任荆州刺史，驻兵襄阳。当时北方因董卓之乱，文人学士南依刘表的盖有千数《后汉书•刘表传》。这些人帮助刘表“起立学校”、“撰五经章句”。他们都住在襄阳，不在南阳。

　　二、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往依刘表，大约在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年以后，袁术署诸葛玄豫章太守为朱皓所逐是在兴平二年公元2022年冬，诸葛亮随诸葛玄往依刘表只能在兴平二年冬以后．即公元1年或以后。初平元年到四年公元190-2022年，南阳是在袁术占据下的《后汉书•袁术传》，其后张绣占有南阳。建安四年公元2022年前，张绣和刘表的关系虽然尚称友好，但诸葛亮决不会在兵荒马乱中住在南阳。建安四年，张绣投降曹操，南阳为曹操所有，诸葛亮更无隐居南阳之理。建安十二年公元2022年，即赤壁之战的前一年，刘备往请诸葛亮出山，在隆中草堂长谈，此隆中只能是在襄阳城西20里之隆中不会是别的地方，更决不会是远在数百里外、已在曹操占据下的南阳。如诸葛亮是在南阳，刘备决不敢去自找杀头之祸。曹操也决不会放诸葛亮去帮自己的敌人刘备的。
　　三、关于诸葛亮隐居襄阳城西的记载，都是可信的。
　　一王隐《蜀记》：“晋永兴公元304-2022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据《晋书•刘弘传》：“太安公元302-2022年中，张昌作乱，转……荆州刺史，率前将军赵骏等讨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进据襄阳。”可见，上引＜蜀记＞李兴文中的前三句乃记刘弘受命平张昌事，时刘弘“自方城至宛、新野”，即在“沔之阳”。而后两句记刘弘“进据襄阳”以后事，这才登隆山，“至隆中，观亮故宅”。王隐，东晋初人，史学家。
　　二《晋书•习凿齿传》：“习凿齿，襄阳。……既罢郡原为荣阳太守归，与秘桓温弟书：‘吾以去五月三日来达襄阳，……每定省家舅，从北门人，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
　　三习凿齿《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20里，号隆中。”《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习凿齿，既是襄阳人，又是史家。他去诸葛亮不过100多年，他的话，是可信的。
　　四郦道元《水经注•沔水注下》中“沔水又东迳隆中”条注：“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刘弘字， 《晋书》本传作‘和季’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李兴一名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此条可与上引一对照起来读。文献记载，足以证明隆中、草堂是在襄阳，即今城西之隆中是无可怀疑的。在汉代，襄阳属于南阳郡管 ，明代以后，隆中才划归襄阳，2022年才有襄樊之称，源于其辖区的襄阳和樊城。
　　还有，2022年4月13日湖北襄樊隆重纪念诸葛亮出山2022年 国家、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有关领导参加了庆典大会。国家发来贺电。

一 基本概况对比：

面积：茂名市总面积11458平方公里；湛江市总面积13225平方公里。

人口：茂名市人口620万人；湛江市人口730万人。

城区：湛江市下辖：赤坎、霞山、坡头、麻章4个城区，城区面积18平方公里；茂名市下辖：茂南区、电白区2个城区，城区面积2756平方公里。

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地区中心城市，其管辖面积、辖区人口、城区数量、城区面积，都是重要的基本要素。单论管辖面积的话，湛江市比茂名市稍微多点；单论辖区人口的话，湛江市也比茂名市稍微多点；城区数量湛江市比茂名市多两个；然而城区面积茂名市却比湛江市大很多。

茂名高州冼太庙

二 粤西地理位置对比：

什么是粤西地区：

粤西，顾名思义，位于广东省的西部，主要包括三个地级市：阳江市、茂名市、湛江市。

三个地级市，地理上谁中心：

湛江市位于广东省最南部，也是粤西地区最南部；阳江市位于江门市与茂名市之间，也是粤西地区最北部；茂名市位于阳江市与湛江市之间，且茂名东临东海，西与广西东部中心玉林市接壤，如果单论地理上，正是粤西正中心位置。

三 中国地理位置对比：

从中国地理位置上看，即从更高的角度看，湛江市却更中心。湛江市位居广东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省（区）交汇处，是我国西南、岭南各省通往国外的主要出海口，也是我国大陆通往临近的东南亚、远处的、欧洲和大洋洲海上航道中，最短的重要口岸。

因而从更大的地理位置，更高的角度和高度看，湛江市无疑是更加的“中心”。

茂名市高州金山开发区

四历史地位对比：

为什么要进行历史地位对比，因为历史具有天然优势。比如北京市历史至今，天然就是中国首都；广州市历史至今，天然就是广东省会；海口市历史至今，天然就是海南地区政治中心。

茂名市：历史上高州一直是粤西地区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尤其是南北朝冼太夫人时期，高州冼太夫人的势力范围一度包括海南、粤西全境、广西东部、全盛时达到广州。以及明清时期，高州府一直位列广东下四府之首（广东下四府：高州府、廉州府、雷州府、琼州府）。然而可惜，今天的高州府已经不叫“高州”，而叫“茂名”了。

湛江市：湛江市区域内，古时有雷州府、廉州府部分（剩余部分划归广西，即今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清末，今湛江市区为法国租界“广州湾”； 建国后，粤西区委（粤西行政公署）驻湛江市赤坎。

因而从历史地位角度看，古代的高州府（今茂名地区）无疑一直是粤西地区的政治中心；而近代的湛江，却曾一度是粤西区委（粤西行政公署）的驻所。粤西区委（粤西行政公署）管辖粤中、西江、高雷等3个地委。

五经济对比：

GDP对比：2022年GDP经济总量：茂名市3092亿，湛江3008亿，阳江市1350亿。单论GDP，茂名市GDP略多一点，在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中名列广东省第七名，比中山市3632低一点。

经济功能区：茂名市共有茂名滨海新区、茂名高新技术开发区、水东湾新区（水东湾新城）3个经济功能区；湛江市共有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奋勇高新区、南三岛滨海旅游示范区、海东新区4个经济功能区。

经济功能区是实现一个城市经济社会职能的重要空间载体，反映了该城市的经济发展概况，以及城市的发展需求，在更大区域的产业分工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单论经济功能区数量的话，湛江市比茂名市多一个。

六城市定位对比：

茂名市：茂名市号称省域副中心城市、粤西中心城市。

湛江市：湛江市也同样号称省域副中心城市、粤西中心城市、北部湾城市群中心城市，是首批“一带一路”海上合作支点城市。

七评判的其他要素：

评判一个地区谁才是中心城市，除了看基本概况、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要素外，还有其他诸如政治、资源、交通、工业基础、产业布局、优势、劣势等诸多因素。而笔者认为，茂名湛江谁才是粤西中心城市？更多看的还是两市的综合实力、综合条件、现在发展、发展潜力！各位读者，你们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