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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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天任先生认为，朝鲜战争的确对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力，但日本的“帝国高等文官”体制才是二战后日本崛起的真正基础。中立的、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的、精英化的官僚们对战后日本经济复苏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以下为文字实录：日本的文官体制是二战后崛起的基础1945年日本从一片疮痍出发，到开1964年东京奥运会时已经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了。那时新干线已经通了，在世界上也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比如家电产业，收音机、电视机都卖得挺欢，汽车产业也开始走向世界。日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麦克阿瑟的《和平宪法》对日本的帮助相当大。自民党一直想要修改宪法，花了好大的力量，但一直修改不成。其实日本人有过可以自然而然地把这部宪法扔掉的机会——在接受《旧金山和约》、日本独立时，那时若日本不要这个宪法，说这个宪法是占领军制定的，要自己重新制定一部宪法，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自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就觉得这个宪法有点过分，对美国自己也不利。日本人没有武装，当时美国人要分兵到朝鲜去打仗，想叫日本人去守卫空后，一开始吉田茂觉得和日本无关，不愿意。最后麦克阿瑟逼着他们负责日本的防卫，自己的地方自己守。但宪法上没有武装，怎么守呢？只能弄出一个“警察预备队”，名义上是以警察组织的方式维持治安，但维持治安还不够，因为虽然中国不可能直接入侵日本，但苏联人从北海道过来并不是完全不可能，没有武装怎么办？于是日本设了一个“警察预备队”，到底怎样用，到用的那一天再解释，日本在“解释”方面很有一套。美国在接受《旧金山和约》时，其实不会反对日本抛弃麦克阿瑟的宪法、自己再做一套宪法。但那时的日本所想的是，既然你美国要保卫我，那就交由你来保卫，省下来的钱我放到经济上。所以“和平宪法”使日本减少了一个国家必须耗费的军备开支，转而将其用到了经济上。日本开始经济建设以后，农村问题解决了，且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财阀束缚，有了一定的自由。有了一定的自由竞争，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给了日本军事上特需的机会，日本的经济恢复得非常快。有些人有一定的误解，以为朝鲜战争是使日本经济恢复的唯一因素，实则不是如此。朝鲜战争的确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大动力，当时的日本有相当多的煤矿，日本人去挖煤炼铁，再用钢铁业的收益恢复煤炭业，靠这些把国内其它产业带动起来。当时美国国务院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派了代表团到日本想解决这个问题，实行经济紧缩政策。结果朝鲜战争爆发了，产生了坚实的需求，包括需要大量的军火以及修理在朝鲜战争中毁坏的武器。朝鲜战争、包括以后的越南战争，为日本经济恢复提供了外因条件。但恢复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日本自身。其实在朝鲜战争开始时，日本经济已经恢复起来了。谁的功劳？是日本的高级文官们，那些帝国高级文官（现在叫“高级公务员”）用很古怪的方法以及美国人给的资源把经济运转起来。前段时间碰到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教授，说起日本官僚，他说日本的“MITI”很厉害。“MITI”指的是日本通商产业省，后来改组为经济产业省（METI），是日本经济——“日本株式会社”的“总司令部”。日本人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全在采取计划经济那一套，直至现在美国还指责日本国内缺乏竞争。不过在日本官僚看来，竞争没有益处，只会消耗资源；最有效的是给你安排好了，你这边应该干什么，那边应该干什么，这样可以把有效资源充分利用起来。精英化官僚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日本人不管干什么都特别喜欢搞精英化，干什么都得有资格证。比如拨号上网刚出现时，到你家给你装ADSL还必须得有一个资格，不能随便买一个自己插上去。日本的官僚体系也有一套精英化的标准。什么叫精英化的官僚？在日本有一种高等文官考试，这套考试制度是从德国学来的，中央各部厅局级的干部只能由通过这一类考试的人担任，这些人是精英官员。在日本帝国时代，这类人叫做“帝国高等文官”，战后一段时间叫“甲级国家公务员”，现在叫“国家高等公务员”和“国家一级公务员”。这些人通过考试后，将来肯定会当高管，属于很自负的一类人，被认为是彻底的骄子。就国家而言，他们在管理和统治着这个国家，在他们看来日本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没有资源，什么都没有。但日本也要过好日子，怎么过？由我们这些聪明人带你们过，你们只要听我们讲就行了。而日本其他人也就真的认为这些人很棒，你们说什么就跟着你们干什么。比如在所有国家里，财政部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收税，因为国家的运转靠税收。日本却不一样，他们分两块，一个是主税局，一个是主计局。主税局不如主计局，主计局负责编预算，是官僚中的官僚，比其它地方的官职高一级。他们认为日本是穷国，收不到多少税，所以收来的每一分钱怎么用是最重要的，编制预算比税收更加重要，所以日本特别讲究计划。70年代期间，日本官僚对于产业的指导作用很强。前一段时间的电视片《官僚的夏天》讲的就是日本官僚是怎么操作的。“官僚的夏天”这个名字取得很有意思，因为夏天过完以后是秋天，秋天后面是冬天，说明彼时是官僚们的顶峰。过了那段时间后，很多企业规模做大了，官僚的指导地位受到了影响。比如丰田，别看如今它一年净利润就有2万多亿日元（200多亿美元），可当初刚计划把汽车卖到美国时，东南西北都摸不清，不知道美国有什么法律，应该怎么卖都不知道。所以那时候都是官僚们告诉企业应该怎么办，由官僚们教。结果教完了、生意做开了，企业倒认为不需要官僚们管了，它们会觉得：生意是我自己的，难道我还不知道自己的生意怎么做吗？你们官僚真知道我的电视机、录音机是怎么做的吗？除此之外，官僚的地位受到影响，还和日本议会民主制的发展有关。战前，议会代表的是一些大地主、大资本家和贵族，跟军部矛盾比较大，跟官僚们有过不少次冲突，但没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战前投票有财产限制，只有每年交多少税的人可以投票。麦克阿瑟来后，这些限制全没了，议会性质开始改变，开始普选，一人一票，只要是满20岁的人都可以投票。这更好地反映了民意，但同时又带来一元的、先天性正确的观念——民选出来的议员认为自己是最牛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民选出来的，可以完全代表民意。经济刚开始往上发展时，牵扯到如何把有限的钱在产业里分配。随着产业逐渐成熟，收益逐渐增加，就出现了“咱们怎么捞取咱们那一部分”的问题。对于官僚们而言，他们没有自己的经济，都是拿工资。日本有名的官僚贪污案可以算出来，就那么几件。但对于议员、政治家们而言就不一样了。说难听一点，不靠贪污很难维持竞选，因为整个一套竞选流程都需要用钱来维持，得请人帮你一块去喊，得印一大堆印刷品，宣传需要钱，而这些钱从哪儿来？靠的是“政治现金”。所谓的政治现金跟贪污之间的区别很难说，比如一个老板给你钱，希望你当上议员后想办法搞一个对他有利一点的法律，这到底算哪一类说不清楚。这导致政治家们想把官僚手中的权力尽可能地限制，由政治家来做决定。比如修一条铁路线，不要由官僚决定，我们是议员，我们是民选的，我们来决定。从民意上说，我们是代表民意的议员，我们来为沿线的国民们决定走A线还是B线，不是官僚们坐在办公室里划一下。但议员们实际想的其实是从A线走能收到的钱更多，还是从B线走能够收到的政治捐款更多。于是，随着企业逐步脱离官僚的行政指导，加上议员们的打压，现在日本官僚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小。我认为，日本近二十几年经济一直弄不起来，是因为官僚权力不如原来那么大。那些民选议员们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他们下次还能不能选上，因为选上了就是议员，可以决定这个决定那个；一旦落选就什么都不是，所以他们唯一在意的就是下次能否选上，只要对选举有利的事，什么都干。这点和官僚不同，对于官僚而言，不存在很紧迫的东西，从A走或者从B走，都是这么多工资，和私利没有关系，所以他们选出的路是最好的，他们是真为国家考虑，不谋私利。（本文依据讲者现场录音编辑整理，未经讲者订正。欢迎完整转载，并务必注明来源：腾讯思享会）

公务员是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叫法，公务员一词由日文直译过来的，诞生于近代。故明朝有文官（古代文官制度叫法）没有公务员，这是其一。其二中国历史走到明代，古代政治制度已经十分完善，家，国已经分离。官员名义上是为皇帝办事，实质上不属于皇家，属于政府。儒家官员信奉的是“天下为公”（孔老夫子说的，实际上是不是另说）所以你说的帝务员，是不成立的。非要强调的话，应该是在周朝的时候，官员选拔是“世卿世禄制”的时候，明代已经没有了。你想要了解古代的政治制度，官员选拔制度可以看看钱穆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