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人工智能培训

麦卡锡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1927年9月4日-2011年10月24日），出生于美国波士顿，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美国计算机科学家、认知科学家。他提出“人工智能”概念，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代表作有《信息学：科学美国人之书》等，曾获得图灵奖、富兰克林学院奖章等奖项。2011年10月24日晚上，约翰·麦卡锡逝世。搬迁，从波士顿迁到纽约，然后又到了洛杉矶。信仰爱尔兰天主教的父亲当过木匠，渔夫和工会组织者，母亲是立陶宛犹太人，在联合通讯社当记者，后来在一家共产党报社工作。麦卡锡从小把自己对科学的兴趣与家庭的政治倾向结合起来。1948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数学学士学位，195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学位。作为备受尊敬的计算机科学家、认知科学家，麦卡锡在1955年的达特矛斯会议上提出了“人工智能”一词，并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并将数学逻辑应用到了人工智能的早期形成中。麦卡锡在1958年发明了LISP语言（该语言至今仍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使用）并于1960年将其设计发表在《美国计算机学会通讯》上。他帮助推动了麻省理工学院的MAC项目。 然而，他在1962年了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前往斯坦福大学并在那里协助建立了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成为MAC项目多年来的一个友好的竞争对手。他因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贡献而在1971年获得计算机界的最高奖项图灵奖。约翰·麦卡锡他分别短暂地为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供职后，麦卡锡于1962年-2000年底在斯坦福担任教授，退休后成为名誉教授。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他在1991年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奖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Award)，2003年获得富兰克林学院奖章。约翰·麦卡锡时常在网络论坛上对时事作出右翼倾向的评论。个人经历麦卡锡生于美国波士顿一个共产党家庭，父母的工作性质决定全家需不断搬迁，从波士顿迁到纽约，然后又到了洛杉矶。信仰爱尔兰天主教的父亲当过木匠、渔夫和工会组织者，母亲是立陶宛，犹太人，在联合通讯社（TheFeder?atedPress）当记者，后来在一家共产党报社工作。麦卡锡从小把自己对科学的兴趣与家庭的政治倾向结合起来。麦卡锡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确信技术的进步对人类有利。我记得小时候读过《十万个为什么》，这是30年代苏联作家伊林（M．Ilin）撰写的通俗科技读物。在美国好像没有这样的书。10至15年前我很高兴得知中国有许多非常早熟的儿童，他们都读过《十万个为什么》。”麦卡锡说他的童年平平淡淡，实际上在读中学时，他就找到加州理工大学的一份课程清单，自学了大学一年和二年的数学课程。1944年他真的到了这所大学，免修头两年的数学课。1948年9月在读研究生时，他出席了该校主办的“行为的大脑机制西克森研讨会”（Hixon Symposiumon Cerebral Mechanism in Behavior at CalTech）。大数学家、计算机设计大师冯·诺伊曼在会上散发了关于自复制自动机的论文。尽管当时还没有人精确地将机器智能与人的智能联系起来，但诺伊曼的报告却激发了麦卡锡的好奇心。194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作博士论文时，他决定尝试在机器上模拟人的智能。1955年他联合申农（信息论创立者）、明斯基（人工智能大师，《心智社会》的作者）、罗彻斯特（IBM计算机设计者之一），发起了达特茅斯项目（Dartmouth Project），第二年正式启动，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了极有限的资助。看来，这个项目不但是人工智能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里程碑。正是在1956年，麦卡锡首次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一概念。看来，那次讨论并没有实质上解决有关智能机的任何具体问题，但它确立了研究目标，使人工智能成为计算机科学中一门独立的经验科学。1957年巴库斯（John Barkus）及其IBM小组发布了Fortran语言，这是第一个成功的高级语言，使程序设计者从繁琐的汇编语言中解脱出来。卡内基梅龙大学的纽维尔（A．Newell）、司马赫（H．Simon）等提出信息处理语言IPL，麦卡锡则提出表处理语言Lisp。在Fortran中不允许有递归，麦卡锡希望改进它。1960年巴黎会议大家讨论了Algol语言，采纳了麦卡锡的建议，增加了递归和条件表达式。Algol最早接受了Lisp的观念，但不是最后一个。如今的Pascal、C、Ada等都接受了Lisp的创新。但至今，主流程序设计语言仍然没有吸收麦卡锡建议的“评价函数”（eval），认为它很危险。麦卡锡发明Lisp语言，只是把它作为工具，他的目标是制造具有人类智能的机器。Lisp自发明以后，像其他语言一样，发明人失去了对其的控制能力，马库斯和凯（A．Kay，“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创始人）也一样。1959年麦卡锡发表《具有常识的程序》一文，标志着他向“常识逻辑推理”难题开始宣战。“与所有专门化的理论一样，所有科学也都体现于常识中。当你试图证明这些理论时，你就回到了常识推理，因为常识指导着你的实验。”设想一个旅行者从英国格拉斯哥经过伦敦去莫斯科，计算机程序可以分段处理：从格拉斯哥到伦敦，再从伦敦到莫斯科。但是如果假设此人不幸在伦敦丢失了机票怎么办？当然现实中此人一般不会因此取消原来去莫斯科的计划，他可能会再买一张票。但是预先设计好的模拟程序却不允许如此灵活。因此要发展一种具有常识推理能力的逻辑。人工智能之父麦卡锡发明了LISP并于1960年将其设计发表在《美国计算机学会通讯》（en: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上。他帮助推动了麻省理工学院的MAC项目（en:Project MAC）。然而，他在1962年了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前往斯坦福大学并在那里协助建立了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en:Stanfo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成为MAC项目多年来的一个友好的竞争对手。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1964年麦卡锡已是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他提出了一种称之为“情景演算”（situational calculus）的理论，其中“情景”表示世界的一种状态。当主体（agent）行动时，情景发生变化。主体下一步如何行动取决于他所知道的情景。情景演算的思想吸收了有穷自动机状态转移的概念。在情景演算中，推理不但取决于状态，而且取决于主体关于状态知道些什么。主体知道得越多，了解得越详细，他就会更好地作出决策。这种情景演算理论吸引了许多研究者，但它本身也引起一种问题。在多主体的世界中，与一个主体有关的情景的变化可能还取决于其他主体的行动。这样处理起来十分困难。在常识世界中，我们的决策可能不大受其他主体的影响，当然有时也受。很难说麦卡锡的努力最终是否成功了，但他向通常的“演绎推理”挑战，强调人类智能推理的非单调性（nonmonotonicity），发展状态描述法，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麦卡锡试图让机器能像人一样，在某种语境下，进行基本的猜测。但这很难做，即使是人，也常常误解语境。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白宫发言人奥涅尔欢迎新当选的里根总统时说：“您成了Grover Cleveland”（他指的是美国的一个总统）。而里根却微笑着说：“我只在电影中扮演过一次Cleveland。”（里根指的是棒球手Grover Cleveland Alexander）不管人们对人工智能还有什么偏见，它已成为严肃的经验科学，而麦卡锡为这一领域培养了大量人才，他的学生遍及世界。关于人工智能，想了解更多的东西可以直接访问麦卡锡的网页，从“公众理解科学的角度”看，他的网页做得非常棒。他讨论了人工智能与哲学的关系，人工智能的分类及应用领域等。还详细回答了有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他是技术乐观派，相信人类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提供了许多论据，可从网上看到）。

当人类走进科技时代之后，通过对地球生命史的研究探索发现了一个现象：任何生命都没有永恒的延续，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生命能够永远延续发展下去，6500万年前的恐龙在地球生存了亿年的时间，最终还是灭绝了。那么人类能够延续发展下去吗？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没人可以给出答案，因为人类诞生到现在的时间不过才数百万年，这个时间还远远比不上恐龙生存的时间。

有人认为，人类虽然是智慧生命，是地球的霸主，但是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灾难能够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有可能在未来，人类有一天也会终结，退出历史舞台。于是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人类文明有一天终结了，会因为什么？科学家提出了三种猜测。

第一个猜测：人工智能的威胁，人类走进科技时代，最伟大的一个发明应该是计算机，正是有了计算机的发明和快速发展，才能够辅助人类科技实现一次次的飞跃。因为科技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大量数据的处理，而人类的大脑虽然有非常强大的创造能力，但是在数据处理方面却非常弱小。

而计算机的出现正好弥补了人类大脑的这个缺陷，从而帮助人类处理大量的数据。计算机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工具。计算机的更新发展非常快，而它的终结升级目标就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跟传统的计算机不同，传统的计算机只能被动接受人类传输的各种知识，是比较原始的机械传输模式。而人工智能最大的特点就是具备自我学习能力，当人类创造了人工智能之后，它可以自动连接网络，通过网络学习人类的各种知识。当然，人工智能也可以接受人类传输的各种知识。

要知道，学习知识一直以来都是人类能够强大的原因，正是由于人类有了强大的学习能力，所以才能够成为地球的霸主，成为智慧文明，从而发展为科技文明。如果人工智能也具备了自我学习能力，那不就跟人类一样吗？

可能初级的人工智能并没有自我意识和情感，它学习的各种人类知识也只是一种信息存储，有了这些信息知识，可以更好地服务人类，帮助我们进行各种工作。而人类有了人工智能的帮助，科技会迎来新一轮的飞跃发展。

可是万事都是有利就有弊，人工智能的强大是不用怀疑的，可是当人工智能学习了大量的人类知识之后，它会不会有一天诞生自我意识，拥有自己的情况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一旦人工智能有了自我意识，它就不再是机器，而是成为新的智能生命，和人类一样的智慧生命。

如果人工智能有了智慧之后，它们还会甘愿为人类服务吗？估计是不大可能。而且有了智慧的人工智能，可能还会跟人类抢夺地球的霸主权，那个时候人工智能跟人类可能会爆发人机大战。可能有人觉得，人工智能即使有了智慧，也不会是人类的对手。

可事实上，一旦人工智能有了智慧，以它们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复制能力，短时间内会创造出规模庞大的机器人大军。人类会的，人工智能都会，因为它可以从网络上学习到所有人类的知识。即使一些前沿的科学技术，不在网络上，人工智能作为网络之神，也有可能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得到，因为地球到处都是各种无线信号，应用得当，没有什么地方是真正安全的。

人类有的武器装备，人工智能也都会制造，试想一下，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人类有希望获胜吗？答案是非常渺茫，除非人类潜能爆发，创造出了更超前的技术，能够反制人工智能。

第二个猜测：外星文明入侵，虽然人类走出地球探索寻找外星文明已经半个多世纪，仍然没有任何的发现，但是对于外星文明的存在，科学家丝毫没有怀疑过。原因很简单，宇宙太大了，大到我们无法想象。

虽然人类还没有寻找到任何的外星文明，但是通过天文望远镜，仍然发现了几个和地球非常相似的类地行星。科学家猜测，在这些行星上面存在生命，文明的可能性非常大。即使外星文明存在的概率非常非常小，可是放眼整个宇宙，外星文明的数量仍然可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如果外星文明是存在的，那么不同的文明实力自然也是不同的。人类现在的文明实力连太阳系都走不出去，自然不知道外星文明有多么强大，可如果有一天，人类有了星际航行的技术，在星际旅行中发现了一个刚刚走出母星的弱小文明。我们想要占领这个弱小文明的星球，甚至终结这个弱小文明会困难吗？

可能会非常容易，因为那个时候，人类是明白星际文明的实力有多么强大，对于一个星际文明来说，毁灭一颗行星可能是非常轻松的事情，甚至毁灭一个星系可能也不是什么难事。

人类成为星际文明之后，可能都会有毁天灭地的能力，那么未来有一天，有其它的星际文明来到地球，我们能够抵挡吗？答案是不能，可能人类的最强武器在星际文明面前，跟小孩子的玩具差不多，想要灭绝我们，可能就是一炮的事情。

第三个猜测，小行星的撞击，如果说未来第一个有可能终结人类的事情会是什么？可能就是小行星撞击了。小行星撞击的威力在1994已经被科学家亲眼看到了，那一年，一个被天文学家称为“苏梅克列维九号”的彗星撞击了木星。

这颗彗星的直径大约为5000米左右，它靠近木星的时候被其强大的引力撕裂为21块，其中最大的一块撞击木星后瞬间形成了一个地球般大的伤疤。如果这一块碎片撞击到了地球上，地球会迎来第六次生物大灭绝，至少80%的生物会灭绝。

这只是一块碎片，如果是整个彗星撞击到地球上，那也就没有以后了，地球的生命会彻底终结，可能会成为第二个火星。由此可见，小行星对于地球的威胁有多么巨大了，如果不是地球的前方正好有木星保护，地球的生命能否坚持到进化演化为人类还是一个未知数。

即使地球的前方有木星的保护，仍然不能排除未来有一天地球被小行星撞击的可能，要知道6500万年前，已经有过一次巨大小行星从而导致恐龙灭绝的情况。要知道，太阳系可是一个小行星数量非常多的星系，大大小小的各类小行星数量多到无法估计，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有一颗小行星绕过木星撞击到地球上。

可能有人会说，人类有强大的科技，可以拦截小行星啊？可事实上，以人类现在的科技，拦截小行星的成功率基本为零。即使给人类数百年的发展时间，有了初步拦截小行星的技术，可万一碰上像苏梅克列维九号”这样的巨大小行星，仍然没有拦截成功的可能。除非人类真正成为强大的星际文明，才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解除小行星的威胁。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结了那时的全球化进程，引发了一次走向地方化的大退潮。图为1929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人们聚集在华尔街联邦大厅国家纪念馆的华盛顿雕像前，对面是纽约证券交易所。 视觉中国 资料1987年，美国国际关系史学家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在其专著 《长和平》中，直指自1945年至彼时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段和平时光。他的主要证据是，在此期间，诸大国之间没有爆发过直接冲突，这实属罕见。其他研究者以更量化的数据对他的这一说法进行了验证，普遍的结论是，“长和平”的确存在。比如，在1950年代，世界各地平均每年发生六至七次国际冲突，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个数字下降到不到一次。每百万人中因战争而死的人数，从1950年的240人下降到了2000年的10人。此外，无论是战争平均持续时间，还是战争危及国家存亡的程度，也都在显著下降。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暴力显著的下降，使得美国认知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乐观地写出了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将之描述成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超长期趋势中的一部分。不管这种超长期趋势是否真的存在，但我们至少可以有把握地说，以过去两个世纪的数据来看，二战之后的世界确实是一个更和平、更少国家暴力对抗的世界。当代全球化：并非史无前例有意思的是，这一趋势正好发生在前后两个全球化的转折之中。在这里，我们需要先介绍一下两个全球化的分期。撇开前现代的全球化不论，一般认为，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一个全球化阶段从近代工业革命开始（十九世纪早期）至一战、二战（一战到二战之间是一个搁浅的世界），后一个全球化则从二战结束后重启至今。后一个全球化的力度当然毋庸置疑，但前一个全球化其实也不遑多让。“世界是一座城市”，这句话可能会让你想起《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 “世界是平的”的论断，但它是罗斯柴尔德男爵在1875年说出来的。据测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出口的总价值已经占到世界总收入的16%到17%。其中，英国的出口额几乎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0%。此外，无论是信息传播速度（出现了跨国电缆和电话体系），还是人员流动规模（据统计, 跨越大西洋的国际移民在1850到1914 年之间就有5000 万人；根据1900年的人口普查，14%的美国人出生在国外，相比之下，2000年只有8% ），都在史无前例地增长。请注意，在1870年至1913年这四十年中，跨国经济交易是几乎没有任何经济限制的（比如，直到1879年，德国95%的进口货物仍然是免税的），一个人从一国到另一国去，也几乎用不着护照。在有些指标上，十九世纪的全球化过程要比二十世纪来得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做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当时，资本流动在经济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仍远低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正因为如此，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当代的全球化并不是史无前例的，而是某种重建甚至追赶。美国记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对此总结道：“也许关于全球化最大的迷思就是它是新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顶峰发生在一个世纪以前。二十世纪在经济史上令人难忘的主要原因，是它从全球化中的撤退。在某些方面，只是到了现在，世界经济才大致像一个多世纪前那样互相关联起来。”十九世纪的全球化：低烈度竞争中的改革在这里，我不是说，“长和平”的出现与新旧全球化的转折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是，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对此，我将在下面做出解释。前一个全球化发生在更动荡、冲突更明显的国际政治秩序之中。在这个时代的很多人眼中，混乱、冲突与进步、繁荣似乎相伴而生，他们对战争持有一种非比寻常的正向观感。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似乎不约而同，不把国际冲突看成是多么严重的事情。比如，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普遍认为，竞争对社会有益的，它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人类的竞争本性是由自然法规所规范的。它既适用于国内社会，也适用于国际社会；那个时代的保守主义者则认为斗争是个人之间、国家之间关系不可避免的特征与后果，国际间的冲突可以被看成是均势政治的天然体现，是国际体系中权力平衡自动调节的手段（上一个世纪，今日被奉为保守主义先驱的爱尔兰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就把欧洲文明归结于均势体系存在保证了各国之间的多元竞争状态）；至于激进主义者，如马克思、恩格斯，则把斗争看成是历史运动的必经阶段。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随着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人们对战争与国际冲突更持有玫瑰色的想象。他们认为战争犹如森林中的野火，烧去枝蔓，而让树木（民族）更健康。比如，英国作家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就在其作品中借福尔摩斯之嘴感叹道：“这会是冰冷和苦涩的，华生，……但是，说到底这是上帝的狂风，风暴过去后，阳光下会有一片更干净、更美好、更坚实的大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人们崇强的色彩很重，认为强者是文明的先锋，这是帝国主义的思想基石之一。）如果我们撇去这些观点中所蕴含的一些想当然的推断，把它们放到十九世纪的历史中去考察，就会发现，当时的人们之所以信奉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历史真实的。十九世纪的世界，相对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暴烈，以及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和缓年岁来说，处于一种低烈度竞争状态中。 正是这种状态，让欧洲列国都纷纷进行自由改革（在更严酷的时代，国家来不及进行这样的改革，而在更和缓的年代里，政府没有生存压力也就没有动力来进行改革）。我们能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史上看到这么一个模式一再出现：在一场战败之后，封建特权被废除，个人权利被授予。普鲁士的农奴制是在1806年法国与包括普鲁士在内的反法同盟之间的耶拿会战惨败后被废除的（顺便说一句，黑格尔专门为这次战役写了一本书，称它为“历史的终结”），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改革是从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失败后开始的，而俄罗斯专制统治的大松动也起源于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悲惨遭遇。实际上，不独欧洲国家如此，当时凡有志于自强的国家莫不以自由改革为任务。要与列国争竞，就不能不稍假民力。明治维新时日本元老院就在《推进国宪复命书》（1878年）中写道：“（当今世界）以开明兴盛著称的国家均采用立宪之政……不伸张民权，国家则分崩离析，所以君主不能独享其权。因此，欲分享君民之权，使君民之权各得其所，非制定国宪不可。”一群旧武士能有这样的眼光和念头，不能不要归因于当时的那种“世界大势”的强烈影响。所以说，当时主流的国际秩序构想是这样的：在国家内部，实行经济自由和宪政体制；在国际关系上，进行自由贸易和均势/权力政治。这两者相互促进，以冲突促改革，又以改革反哺各国的竞争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结了那时的全球化进程，引发了一次走向地方化的大退潮，从此打破了人们对这种国际秩序构想的信心。人们意识到，自由贸易、宪政体制和大国均势政治这三者加在一起，还不足以为国际秩序提供一个稳定的支架。列强国家间的竞争如果没有限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必须有所变化。二十世纪的全球化：“法理管制”及其缺陷从这个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出现的威尔逊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出现的霸权多边主义体制，都是对原有秩序构想所打的补丁。如果说之前的国际秩序是所谓“自由放任”型的，那么之后的国际秩序则有了几分“法理管制”的意思。比如，一战期间担任过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认为，帝国主义是引起大战的原因，那么世界范围内的去殖民化、新建民族国家就是当然之事；又比如，诸多国际制度，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开始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角之一。关于这些，国家关系学家已经有很多的描述了，此处就不赘述了。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起到了绥靖化（Great Pacification）的作用(当然，核恐怖平衡也有它的作用，但这只能解释大国之间没有爆发战争，大国与小国之间、小国与小国之间的和平是没法用它来说明的）。加拿大国际关系学者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J. Holsti）在研究当代战争起因的时候 指出，在1945年到1989年间，因为领土问题而爆发的战争数量相较于1815至1941年下降了将近五成以上，由商业或资源纠纷引发的冲突下降的更多（抽象的问题，如民族自决、意识形态纷争以及支援同族，则成为国际冲突越来越重要的根源）。换句话说，传统上引发国际冲突的大头因素处于消弭中。到了冷战后，这一形势进一步明显起来，以至于英国军事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在其名著 《战争史》中说道：“在我以毕生精力阅读战争史料，与老兵厮混，探访昔日的战场，观察战争的影响之后，我似乎感到，战争即将偃旗息鼓了，且不论战争是否理性，至少它很可能不再是人类处理分歧所需要的和有效的手段了。”

两种全球化一书的作者是西班牙学者埃斯特万·巴伦蒂。

主旨：西班牙《起义报》二零零二年七月一十四日发表埃斯特万·巴伦蒂的《两种全球化》一文，也不同意全球化对各国都利大于弊的说法，而是认为存在着两种全球化：“富裕国家的全球化”和“贫穷国家的全球化”。该文说：这两种全球化正被看得见的高墙越来越明显地分隔开来。在这个高墙里面有不到三十多个个国家，其强大核心是七国集团，在这里生活着占世界百分之一十一的人口，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百分之七十。“全球化对它们来说有利可图，因此它们努力把这种全球化变成全人类的一种经济和政治信仰。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把它变成永世长存的东西。”高墙外面则是另一种全球化，是贫困全球化、落后全球化、不发达全球化。巴伦蒂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说，全球化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总结：沉痛的历史教训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提高了对全球化的认识，使几年前曾片面地热衷于全球化的人们现在也转向冷静地、全面地看待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一方面，全球化可能是机遇和利益；另一方面，全球化可能是风险和灾难。越来越多的人还从最近几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现实中认识到，机遇和利益多半是潜在的，而风险和灾难则多半是现实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利大于弊的论断为时过早。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不是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恩赐和施舍，它们对发展中国家也不会有什么恩赐和施舍，而是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自己。

《两种全球化》一书的作者是西班牙《起义报》网站的乌拉圭记者埃斯特万·巴伦蒂。

资料出处:“两种不同的全球化”“当今存在着两种全球化:‘富裕国家的全球化’和‘贫穷国家的全球化’”。这两种全球化正被看得见的高墙越来越明显地分隔开来。在这个高墙里面有不到30个国家，其强大核心是七国集团，在这里生活着占世界11%的人口，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70%。全球化对他们来说有利可图，因此他们努力把这种全球化变成全人类的一种经济和政治信仰。

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把它变成永世长存的东西。高墙外则是另一种全球化，是贫困全球化，落后全球化，不发达全球化。(埃斯特万·巴伦蒂:《两种全球化》，(西班牙)《起义报》2002年7月14日)

西班牙《起义报》网站10月31日刊发乌拉圭记者、作家埃斯特万巴伦蒂的文章《中国，我们所有人都离不开的遥远国家》称，中国想继续保持坚实的前进步伐，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国家的伟大复兴。文章称，近年来，中国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保持在7%左右。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国依然能实现如此高的人均收入增速。从2012年至今，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保持了每年10%以上的增速，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中国已成为乌拉圭出口产品的最大客户和最大的贸易伙伴。文章认为，中国的发展前景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中国没有内部或外部的紧张关系，中共也不想在世界舞台上“耍大牌”，而只是想继续保持坚实的前进步伐，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国家的伟大复兴。文章称，中国改革和发展现代化军队的计划是一个有利于国际局势稳定的因素。文章指出，所有关于中国负面的预言都已经被打破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