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职业培训学校

从瑞典出现第一所略带学前教育性质的机构算起，瑞典的学前教育发展历经了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了。20世纪的上半叶是瑞典学前教育发展史上值得纪念的发展时期。与学前教育相关的各项社会事务均出现了良好发展的态势。为了进一步改革学前教育，促进其质量的发展，瑞典历史上第一部学前教育法进入酝酿阶段。从瑞典出现第一所略带学前教育性质的机构算起，瑞典的学前教育发展历经了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了。在这两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瑞典学前教育事业不免遇到挫折与挑战，但是，瑞典学前教育的相关部门和人员始终保持着积极迎接困难和失败的心态，为瑞典缔造了优质的学前教育。本章把瑞典学前教育发展的阶段分为艰难探索、短暂波折、积极发展以及全面进步四个阶段。进入19世纪后，瑞典的城市化大幅加快，大量农村人口为谋求生计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而涌入城市。由于在外打工所得收入微薄，因此夫妻两人须同时工作方可维持日常开销。大多数幼儿的童年都是和邻里之间年龄相仿者度过的，年龄小的儿童就交由年龄大的儿童看护。1836年，一家专门为贫困和残疾幼儿而建的具有补偿性质的托管机构落成。[1]1854年，第一家托儿所于斯德哥尔摩的国王岛落成。它开放时间为早7点至晚7点，如果家长有特殊需求，服务时间亦可延长。由地方教会主办，依靠社会慈善捐款维持运行的托儿所在当时看来显得相当简朴，从业人员也未经过专门培训。20世纪初，瑞典已经拥有近250间由教会办的托儿所了。直至20世纪50年代，托儿所都一直与贫困紧密捆绑在一起。19世纪末，被称为“幼儿教育之父”的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进入瑞典，很快便传播开去。幼儿园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范围。不少激进的女性自由主义者在启蒙思想的引领下，开办了幼儿园，投身到教育幼儿的事业中。当时，私人开办的幼儿园每天只对幼儿开放3～4个小时，目的纯粹是为了支持家庭教育而完成相应的教学目标。而幼儿家庭也一般是大户人家或书香门第。1900年，一家拥有专业课程、托管幼儿2年时间的以“福禄培尔学习班”命名的机构落成。1904年，两位日后名闻遐迩的姐妹——爱伦（Ellen）和玛利亚·莫伯格（Maria Moberg），开办了瑞典历史上第一家为公众而办的幼儿园。为了缩小社会差距，鼓励幼儿接受良好的教育，爱伦和玛利亚·莫伯格所办的幼儿园仅收取低额费用，或者实行全免。可以说，瑞典在19世纪形成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成为瑞典学前教育机构的前身。20世纪的上半叶是瑞典学前教育发展史上值得纪念的发展时期。社会各界参与了对公办幼儿保育机构价值的大讨论，包括公办保育机构的优缺点，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机构，如何发挥其优势，社会该如何承担相应的责任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讨论最终在1932年进入白热化，社会民主人士阿尔瓦·梅代尔（Alva Myrdal）开创性地使用了“大型托儿所”一词指代不管母亲是否工作，其子女都可暂时寄托的地方。此举意在剔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打在托儿所上“贫穷”的烙印。在阿尔瓦·梅代尔看来，每所大型托儿所都应该是高质量的，同时拥有良好师资；地方政府应该拨出专款用于大型托儿所的运行。在阿尔瓦·梅代尔的主持下，不少大型托儿所相继开张，专门的师资培训学校也开办起来。1938年，瑞典历史上第一个负责管理学前教育事务的省级委员会由人口委员会牵头成立。该组织引入了“日托中心”“游戏学校”这两个概念。前者用以指代所有的幼儿托育机构；后者则用以指代日间短时托管的机构。相关的调查人员也向社会各界推荐学前教育的理想形式应该是家庭托育与机构托育的有机结合。1945年担任教育部长并于1946—1969年担任瑞典首相的社会民主党党魁塔格·阿兰达（Tage Erlander）在位后提出推广对日托中心、游戏学校的拨款支持，以及制定相应规范的构想。这位瑞典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将此创想提出后，便迅速地得到了国会的大力支持。1944年，瑞典的学前教育机构收到了一笔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随后，教师培训机构也因收到了政府的拨款而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学前教育的责任以及扩大惠及范围的工作交由国家健康与福利会管理。20世纪50年代前后，本来已经可以走上大跨步发展的瑞典学前教育始料未及地遭遇发展瓶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托中心竟然成为瑞典上层社会备受质疑的服务项目。由于战后的瑞典出生人口激增，妇女劳动力成为一个热点议题，学前教育也遭到波及。不光在国会，国家健康与福利会的工作人员也认为日托中心的开支大，耗费的人力多，而且对于幼儿的教育作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显著。进而，有人提出，日托中心只能作为家庭教育的附属品而存在，妇女应该在家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承担养儿育女的任务。此时，瑞典学前教育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艰难。不过，在这一时期，游戏学校倒是得到了不错的发展，其数量从最初的19 000所发展至280 000所。最终，备受质疑的日托中心服务在20世纪60年代瑞典国内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等进步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重新恢复到正常、有序的发展状态。尽管这一时期游戏学校的发展似乎没有受到真正的制约，但是，瑞典学前教育发展终究因为对于日托中心的各种争论而遇到了严重的阻碍。20世纪60年代后，重新返回正轨的瑞典学前教育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与学前教育相关的各项社会事务均出现了良好发展的态势。在《学前学校》报告发布若干年后，另一部重要法案——《学前教育法》也颁布了。锐意进取的瑞典国家主席奥洛夫·帕尔姆（Olof Palma）勤勉推动日托中心的建设。1968年，政府成立了一个旨在关注保育院以及5～6岁有一定发展障碍的儿童的教学内容的特殊机构：全国幼儿保育委员会。该机构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工作职能也在不断扩大。1970年，教育评价问题也进入了该组织的职能范围。该机构所发布的洋洋洒洒1 000多页的《学前学校》的报告对各市在学前教育的目的、任务、方式、方法等方面内容做了明文规定。1972年，全国幼儿保育委员会的报告被奥洛夫·帕尔姆认可，经深思熟虑，奥洛夫·帕尔姆认为学前教育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社会有责任为所有父母营造有利于平衡家庭、工作的条件。为了进一步改革学前教育，促进其质量的发展，瑞典历史上第一部学前教育法进入酝酿阶段。1975年，《学前教育法》正式颁布，该法明确规定了学前教育机构每年要为6岁儿童提供525小时的免费托育服务，所有市政府有责任为由于工作和学习原因而无法照料自己子女的父母提供托育服务；各职能部门还须制订学前教育的扩张计划，将特殊需要儿童也纳入服务范围。该方案还明确界定了提供学前教育的机构，包括全日制日托中心、临时活动小组、家庭日托在内的所有机构都属于学前学校。该法案实施后，进入学前教育接受托育服务的幼儿数量陡然增加。为配合学前教育机构数量的增加，教师培训机构的数量也出现相应的扩充。教师教育机构由20世纪70年代的2 000所左右增加到近5 000所。同时，学前教师教育的质量也出现了质的飞跃：原本在1962年开始实行的学前教师培训学校被提升至大学进行，由此学前教师职前教育真正实现了高等教育化。就在同一时期，国家健康与福利会也开始对托育机构的设施添加细则，对建筑草图的设计进行监督。机构中的每一间房的大小都应精确测量并保证每一活动区域至少达到平方米的标准。全国幼儿保育委员会家庭支持分会于1974年成立，并进行了一次日托中心教学条件的调查。调查指出了母亲在学前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并高度强调了学前教育同样亦需父亲的参与。调查还建议，学前学校应该混龄编班，家庭合作社也应作为一种灵活的形式被鼓励。另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法案于1985年颁布，它就是《为了全部儿童学前教育法》。该法案规定，到1991年，当父母外出工作或学习时，所有～6岁的儿童都有进入日托中心、家庭日托、家长合作社、开放学前学校的权利。该决议还对学前教育的社会地位做了重新界定：它不仅是满足家长需求的一种方式，还是所有儿童都享有的一项权利，支持儿童发展与学习应提升为一个政治议题对待。应该说，此举是针对当时“入托难”，普及学前教育而提出的。在新法颁布后的几年，尽管各地政府都在扩大学前教育资源方面花大力气，但再遇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婴儿潮”的瑞典社会，要想普及学前教育，依然难度不小。为继续巩固改革成果，切实解决“入园难”问题，新的一部立足于1985年《为了全部儿童学前教育法》的法案于1995年颁布实施。该法案在肯定之前提出的各市政府有义务为所有儿童提供学前教育之外，更规定各市政府在所有1岁幼儿入园问题上不得出现任何不合理的延误。幼儿的年龄由原来的岁下降至1岁；范围也扩大至包括公立、私立的学前学校、闲暇中心、家庭日托等在内的机构。另外，该法案还在不少细节方面做深入规定，比如，监管机制、班级的组成与规模、从业人员的背景等。1998年的一项后续研究表明，超过95%的城市，所有申请入托的幼儿均能在3～4个月内无条件地获批，即基本达到了“不得出现任何不合理的延误”的要求。至此，学前教育不再是社会为每个家庭提供的福利，而是每个儿童依法享有的权利。1996年3月，新总统戈朗·皮尔森（Göran Persson）上台不久后宣布，要把终身学习当成政府解决失业问题的基石，并且通过全面提高从学前教育机构到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来提升瑞典的世界竞争力。而学前教育则是早期义务教育的扎实基础。就在同年，学前教育事务正式由国家健康与社会事务部转交给国家教育与科学部，所下辖的国家教育署受命对学前教育直接管理。这标志着学前教育再也不是单纯的社会福利事务，而划归为教育的范畴中，这更加强调了学前教育在教育方面的属性。教育部门开始行使对学前教育的监管权后，一系列的改革大幕渐渐拉开，瑞典的学前教育开始进入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1998年，《瑞典学前教育课程》的颁布是继学前教育被纳入教育系统后的又一件大事。该文件详细规定了学前教育的基本价值观、课程目标、家校合作、幼小衔接等方面的要求。该文件为学前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和保障。与众不同的是，这份寥寥22页，被学界称为欧洲最为简洁的课程标准，[2]并未框定学前教育具体的学科领域，而只是为全国学前教育的发展预设了方向及目标，这无疑为各个地方管理机构以及执行机构保留了巨大的改革余地。21世纪，教育部门对学前教育的管理渐入佳境，瑞典对学前教育的追求，由单纯数量的供给提升至质量的保障。在一场场举国性质的改革浪潮中，瑞典学前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进入发展速度最快、发展质量最好的黄金时期。纵观瑞典学前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说，一部高质量学前教育的普及史跃然纸上。学前教育从最初的贵族阶层所享有，贫困阶层不能接受，最终变成如今瑞典人民可享有的福利；学前教育的性质也从救济、托管向着保育与教育全面融合迈进，并成为瑞典终生教育的起点。这一系列的历史性转变当中，全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重视以及政府所起到的引导、监管作用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