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自考新闻学论文范文

当代中国新闻学从1978年结束时处于“非科学的边缘”,到1997年被确立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完成了跳跃式的学科发展,学科体系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可谓神速。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新闻学本科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时代，以智慧手机和移动互联技术为标志的移动网际网路，实现了人和人之间跨时空的即时交流。大学生对手机媒体的依赖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亲人、朋友的依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已经发生了的人的异化。海量的资讯裹挟着我们，承载多样化资讯的媒体“掌控”着我们。

1、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目前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正在加深，他们的学习、生活、娱乐、购物等所有的生活都在手机上完成。大学的课堂上不再出现学生窃窃私语或大声喧哗等扰乱课堂的行为，静悄悄的课堂上只有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师生互动的场景在这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里绝少出现。学生们沉溺在移动网际网路络的虚拟世界里无法自拔已经是现代大学课堂的一个常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在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课堂上屡见不鲜，学生在课堂上貌合神离的状态，令老师们头痛，学生管理方面也显得束手无策。

2、充满危险的人际交往

随着手机上网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中越来越普及。大学生中也盛行虚拟交往，交往物件也是多元的，既包括现实世界中与自己具有血缘、亲缘、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的特定人群，也包括各种陌生人。他们会因为网路世界中的某些共同关注的话题而结识社会上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这就给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人际交往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新媒体时代，虚拟人际交往中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分享”心理浓厚，他们热衷于依靠即时地理位置资讯交友的移动应用，个人地理位置能轻易被定位，让虚拟社交的人有了更真实的体验，但这种真实性也可能导致现实人际交往的潜在风险。

3、真假难辨的就业渠道

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网浏览资讯，释出资讯，这种自由度很大、门槛很低的资讯传播环境极大地唤醒了人们的自我表现欲，表达欲，同时也带来了网上资讯真假不分的问题。面对网际网路上海量的招聘资讯，高校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显得既欣喜又无奈。网上关于就业招聘资讯数量庞大，但鱼龙混杂，很难辨别真假。

二、改善的新举措

新媒体时代，手机上网受到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热捧，他们的学习、生活、就业都与移动网际网路络紧密联络在一起，在这个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界限日渐模糊的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者如何利用新媒体，融入学生的虚拟交往圈，为现实的学生管理工作服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建立师生互动交流的网路平台

新媒体环境下，随着手机上网的盛行，媒介对生活的介入和渗透可谓是无孔不入。在这个人人上网，处处分享的年代，教师可以通过手机QQ、微信等进入学生们的虚拟人际交往圈，倾听他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关注他们的生活，以此加深对学生的了解，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生管理制度提供现实依据。

2、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

新媒体为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沟通方式，借助移动网际网路络中的社交平台，教师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如今的大学生已经不再是天之骄子，他们要为考证、考级发愁，为毕业就业发愁，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情况下，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部门要把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作为重点工作，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邀请心理学专业的教师在大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心理健康辅导。针对个别突发事件，要进行恰当的心理干预，疏导学生中的不良情绪。此外，学校要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调查，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时作出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把不良心理和情绪消灭在萌芽状态。

3、帮助学生筛选甄别网上就业资讯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毕业求职基本上以网路应聘为主，网上招聘资讯的真伪辨别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新闻专业学生的管理部门可以联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帮助毕业生筛选、甄别真实可靠的招聘资讯。首先是借助计算机技术对网上招聘资讯中的重复资讯进行剔除，然后借助搜寻引擎，筛选真实的招聘资讯可以搜寻招聘单位的真伪，然后按照学校本身的发展水平即所开设的专业筛选出与本校毕业生相关的用人单位，这样经过了就业指导中层层把关，筛选出来的招聘资讯再经由高校新闻学专业相关院系的学生管理人员，及时地释出到学生的移动社交网路平台QQ群、微信圈等，学生通过手机即可及时获取自己感兴趣的招聘资讯，避免学生自行浏览网路的盲目性，也消除了虚假招聘资讯、传销组织欺到学生的隐患。

4、线上交流与线下沟通相结合

新媒体时代，学生和教师都比较偏爱虚拟人际交往，通过手机QQ、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老师和学生既可以克服面对面交流的拘束感，又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是一种最经济的人际沟通。但是线上沟通毕竟是一种虚拟化的人际交流，少了面对面时的丰富表情、动作等，交流的真诚度大大降低，交流内容的真实性也值得商榷。学校要加强对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管控，老师和学生的面对面交流必不可少，只有在师生双方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老师才能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学生。当然了，线上虚拟化的交流，尤其是移动社交平台的“关注”、“分享”可以增加彼此的亲近感，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生活、情感等方面的最新变动，为师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打好基础。

三、结语

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生活、就业等重要事宜都与移动网际网路息息相关。他们通过移动网际网路获取学习资料，通过移动网际网路购物、休闲，通过移动网际网路上的招聘资讯求职就业，他们的生存高度虚拟化了。这种虚拟化的生存状态对于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方便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无限制”沟通，有利于老师对学生的管控;另一方面，虚拟交往中资讯真伪的不确定，也增加了学生管理的难度。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我们回避它的存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者必须着力加强师生间的移动互联，密切师生关系，以期为干预和指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加强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提供依据和工具，最终提升学生管理工作的水平。

对于学生来说，通过课堂所学习的采访技能以及写作方法等并没有很好进行应用，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一些学生也只是死记硬背课本上或者是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在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采访技能及写作方法实际的工作中不能运用自如，新闻采写的能力不能很好地体现。我们知道，新闻学也是一门实践应用极强的学科，所以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要强 *** 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新闻人才的培养必须与就业市场接轨，而事实上现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很多，但是真正有用的人才并不多。学不能致用，教育则无意义。因此，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教学与课程的改革势在必行。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总结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思路：

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实行“体验式教学”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绝大多数的教学组织和设计都过于被动，具体的教学没有达到实效性教学这一目的，因此教学的效率也不是很高。在传统的课堂教学过程中，绝大多数的课堂教学都是以教师为主导的，而学生则处于被动的地位，这种灌输式的教学一般都是老师来进行事先安排，老师滔滔不绝的讲课，学生埋头苦记笔记。新闻学的课堂在这种教学模式下进行的结果就是学生除了记住了笔记，没能激发他们对新闻的兴趣，能力的培养更是无从谈起。所以我们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就要转变以往这种被动式的教学，进而变为积极主动的教学，确定学生的主体学习地位，不断的改变课堂的教学模式，是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教学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对于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教学来说，它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所以我们要让学生从抄笔记的怪圈中走出来，转动他们的大脑，活跃他们的思维，课堂的设计和组织要注重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在教学的过程中鼓励学生广泛的参与进来，让他们在课堂上就体验新闻实践的乐趣，从而培养他们的能力。以笔者在新闻采访课中的知识点新闻线索的教学为例。在我们进行教学之前，或者是课堂的前十分钟，我们也就可以讲解基本理论新闻线索的基本含义及如何寻找新闻线索。在了解了这些基本的要求之后，我们也就要让学生知晓新闻线索是记者经过大量的反复的调查和思考所获得的，从中发现有传播价值的事实。对于课程时间的把握，一定要巧妙的进行设计，其中课堂剩余的三十分钟让学生走出教室，规定他们在第二节课上课之前回到教室，每个同学都需要写出1-3条在三十分钟内发现的新闻线索。不断的变革以往的教学模式也可以更好的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兴趣，这样一来也可以让学生觉得这种方式很新鲜，都很愿意尝试。在三十分钟过后，我们也就可以让他们陆续回到教室，各自分享自己找到线索。其中有的根据观察找到线索，比如关注学校的展板，了解到最近学校会开展哪些活动，可以跟进报道。当然我们也可以鼓励学生自己出去寻找线索，进行采访，这样也给予了学生较大的发挥空间。让学生去团委了解学校的优秀学生代表情况，可以做人物专访。还有的通过上网查询资料找到线索，有学生通过网路了解到蔬菜涨价的资讯，从而找到探寻食堂饭菜价为何稳定的新闻线索。之后老师需要对同学们的找到的线索进行点评，分析利弊。还提示大家，其实同学们今天的这堂新闻课本身也是一条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学生实践讨论加老师点评的课堂教学模式，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兴趣，同时，学生在体验中的经验获得必定大于老师的照本宣科的内容重要。

改革课程设定，提升学生综合竞争力

在高等教育教学管理和改革的过程中，相关的专家也指出目前世界范围内新闻教育课程体系从课程类别上分为三大类别，其中主要包括应试性教育、新闻学科以外的基础知识教育、新闻的专业教育。一般来说，应试性的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对于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储备等，其中新闻学专业的教学重在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重点培养学生新闻从业能力的核心教育体系。对于应用型大学的广电新闻专业而言，新闻专业教育是最重要的。新闻学者Glennmott认为，新闻作为一种技艺永远不会被替代。对于不被替代，其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掌握新闻传播的主要技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在课程设定上加大新闻专业课程的数量，同时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实现很好的应用，这样也就可以确保学生能够通过专业学习掌握新闻传播技能。应试性教育是必须的，但在课程设定中应该把握好度。比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是为了让学生能够适应中国的新闻传播制度，适应中国的新闻实践。从思想上对我国的新闻传播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认识。但是这类课程普遍理论性较强，内容比较枯燥，学生对知识的吸收程度有限。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具体课程的设定上要更加科学化，其中对于相同类的课程设定以及门数是不宜过多的，要有选择的进行选择。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变革教学的内容和教学的方式，尽量的使其多样化，比如电影观摩，课堂讨论等。新闻学科以外的基础知识教育对于今天全媒体时代的新闻教育而言，是尤其应该受到关注的。就目前情况来看，很多广电新闻专业的课程设定都有一些基础知识教育体系的体现，但是还仅仅的限于文学、广告学、秘书学等新闻传播学相关性较强的学科。从当下新闻人才的需求情况来看，财经类、法律类、科技类等型别的记者需求缺口更大。因为很多新闻院系毕业的学生缺乏其他专业的基础知识，无法进行准确深入的专业新闻报道。由此可见，课程设定中可以适当设定跨学科跨专业的选修课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习其他专业的基础知识，完善他们的知识结构，减少自己实践中的知识缺角进而提升他们的综合竞争力。

加强教学考核机制的创新和改革，进而激发学生创造力

在整个教育教学管理体系当中，除了基本的课堂教学，在教学的管理和考核上也要重视起来，积极做好相关的教学考核与管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教学管理体系。其中，积极做好考试型别分析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知道闭卷考试是最为传统的考试型别，而随着当前教学的改革，目前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进行考核机制的改革，加强考核机制的创新和改革就要从教学的实际情况出发，例如对于应用型大学来说，我们从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全面分析，其中改革的必要性更为明显。一般来说，加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实践教学需要具有更加开放的考核机制，这就要改变以往死记硬背的学习状态。进行考核机制的改革也是对管理模式的一种重要推动，因为考核的改变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促使着我们的教学管理做出相应的改变。从考核学生能力的角度出发，需要记忆的考核内容必不可少，但是更多的比重应该倾向于实践能力的考核。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需求，笔者提出如下的课程考核标准：出勤和课堂参与占10%，两次平时课外实践作业占20%，期末理论考试占30%，期末实践作业占40%。与此同时可以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统一。在传统的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往往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往往是被动的接受，这样是不利于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的。所以，在实现教学与考核的一体化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确保学生的主体学习地位，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统一。学生对实物操作，是掌握原理和技能的纽带。在教师直接指导下，学生通过实操，在掌握基本理论以及原理的同时，也能够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归纳，是一体化教学的重要环节。学生实操验证的原理和掌握的技能，必须通过归纳才能系统化和牢固化，实现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教学的真正目的。在期末理论考试的题型需要设定为开放式或者讨论式的，让学生学会自己思考专业领域中的问题。期末的实践作业由学生自主组成团队完成，从策划到作业成品，需要团队的分工协作，并将作品在最后一堂课上进行展示。学生将整学期学到的理论知识和积累的实践经验运用到最后的新闻作品中，锻炼他们创作的能力。

结语

总之，随着当前教学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发展，在具体教学的过程中也需要进行教学模式的探讨和创新。对于应用型大学来说，强调专业教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针对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应该顺应新闻传播领域发展的规律，抓住该职业领域的实践性特征进行教学和课程设定。所在最后总结起来即是：首先必须根据业界的需求，明确新闻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我们的培养目标是有理论基础并且能够熟练运用专业技能进行操作的人才，具体来说，我们要将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教学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当然，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需要根据时代发展以及教育改革的相关需要探索改革教学模式，将死板的讲授变为充满乐趣的体验尝试，激发学生对职业的兴成新闻作品作为他们考核的主要方式，改变通过死记硬背就能得高分的现状。只有实践能力的充分展现，才能获得较高的分数。通过以上的相关分析笔者认为，只有从以上三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决应用型大学中广电新闻业人才培养存在的学不能致用的问题。

现在“创新”作为一个提倡的概念，变得流行了，从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看，它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是具有推进意义的，因为我国处于进入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许多思想观念需要创新。如果说新闻学和传播学也要创新，那主要应表现在总体观念的更新和研究的深化上，要防止将“创新”解释为添加几个新名词、添加几个“新闻××学或××新闻学”、“传播××学或××传播学”，这种庸俗化的现象现在有所抬头，我们不能为此捧常现在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中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原有范畴的研究发展很缓慢，而许多边缘领域却在不断地扩张，如果能够研究出扎实的成果也好，但真正有创新的不多。凡是打着“最新”、“高级”、“核心”名义的论著，几乎都是不新也不高级的东西，无法读下去。这种风气研究生中也有所表现，本来有一点思想火花，但一炒作就成了完全的泡沫。最近几年关于网络的研究，一轰而起，虽然有所成绩，但泡沫也太多了，惊人的预见、过分完美的想象、IT产业的广告宣传替代了严肃的研究，普及知识被抬高到学术研究的份上。鉴于这种情形，我认为深化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就是我们学科的创新。创新就在于深化研究，而不在于统计又增添了几个“学”和几个新名词。就新闻学而言，原来理论研究的基本范畴，例如新闻、新闻价值、客观性、新闻真实、新闻媒介的职能、新闻法、新闻职业道德等等，虽然还有些论文谈到，但这方面的文章逐年减少，好象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即使是世纪之交出版的新的新闻理论的教材，虽然努力想加些新东西，但新的毕竟不多。原因在于我们对传统新闻理论的系统研究跟不上。有些新的研究领域确实取得了成绩，但也有为数不少的这方面的“研究”，能否成立都成问题，但是“新就是好”的观念（这个话并没有说出来）走红，管它呢！结果，出来的东西不过就是把新闻学常识重新组装一遍。深化新闻学，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和新现象外，对基本范畴的研究应该重新赋予较重要的地位，近年虽然这方面的文章减少了，但是从已发表的看，多数是有深度的，由于文章较为分散，发表的时间也不集中，尚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如果一个一个地做全面的考察，能够提出许多深入的思考。例如新闻真实，业界把它概括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样一句比喻，现在它几乎成了套话。如果学界也停留在用比喻做学问的水平上，那是不能原谅的。如果学界将新闻真实停留在“报道人物、事件、思想观点，不仅言语和细节上要准确可靠，而且发生事实的原因和对事实的解释也必须以事实为准绳”等等这样的要求上，这不是研究。新闻真实与时效相关，与记者的认识能力和个人观点相关，与媒体制度和新闻运作模式相关，与即时的政治氛围和文化氛围、民族传统、宗教信仰、意识形态都有一定的联系，与新闻源和受众接受时的误读也有关，对真假的判断与价值判断、利益关系也紧密相关，这些绝不是使用一二个比喻，例如正面的“生命”比喻或负面的“妖魔化”比喻就能说清楚的。如果每个新闻学的基本范畴都能有几本确实深入研究的专著，那么我们的新闻理论教材在“新闻真实”的章节上，才能真地说出几条让人看了感到若有所悟的认识。我们现在是把新闻理论的地犁了多遍，但缺少的是在地里的一个点上挖下去，掘一口井，涌出水来，然后再向四面扩散。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思维，这是学科进步的一个标志。把我们司空见惯的新闻现象看透，这才是创新。例如新闻为什么同质化、礼仪化，研究一下不断变化的新闻内容和基本不变的报道模式，仔细想想，原来它给予人们的主要不是新鲜的东西，其实质是不断加固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既定看法。这是现代新闻生产组织的标准化造成的。而这种标准化在不同的国家和意识形态下，表现方式又是千差万别的。这方面，只有个别文章谈到，深化研究也没提上日程。《文汇报》去年7月18日发表一篇文章《“势利眼新闻”》（张金铃），从尊重人权的角度，批评媒体只用几十个字报道一堵墙倒下砸死三个民工，而却用半个版报道一个海归博士在深圳遭毒打。8月24日该报另一篇文章《新闻眼并非势利眼》（周靖竹），则用新闻价值的基本理念为媒体的正常报道作了辩护。其实，这个问题就可以成为深化新闻价值研究的一个起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深化，除了及时引进最新的研究成果外，重点也在于研究已有的传播学基本范畴。有两方面我觉得应该深化：第一，深化研究人家能够得出这论那论、这模式或那模式的方法和视角。我们太不看重研究过程，这方面的译著也很少，倒是教材性的书出了一大堆。这种书当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带来一种意料外的不好的后果，这就是人们接触到的全是结论，如何得出的结论不清楚，当然也就会看轻研究过程了，大学生知道结论就够了，但仅仅知道结论不利于研究生养成理论思维的习惯。现在正在组织翻译一批传播学经典著作，我想，这对于改变人们重结论轻过程，可能会产生作用。第二，侧重研究已经被西方传播学界的多数承认的各种假设，何种程度上能运用到我国的环境中。真理多迈出一步就是谬误，何况各种传播学的“模式”和“论”均是理论假设，谈不上真理不真理的。我们现在的文章，相当多的结构是：传播学的某“论”说了什么，然后就作为依据论述中国大众传播方面有一个怎样的问题和应该怎样，较少考虑这这些理论假设提出的环境、时代背景与中国的差异。例如我们常用的“议程设置论”，其环境背景是各种新闻媒体可以自由报道任何话题，自行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选择所报道的事实，因而媒体的议程设置是一种客观的结果，公众也有较多的横向信息的比较。如果媒体的议程设置很大程度上是非自然的，公众只能看到某一类信息源而另一类信息源被封锁，那么根据人家在那种环境下得出的某些论点，分析这种情况下的媒体议程设置，就要对结论作出许多条件的限制。如果一种客观的观察媒体活动特点的假设，被用于主观的宣传目的，颇有些悲剧的意味。再如“沉默的螺旋理论”，它确实说明了某种大众传播中的舆论现象，依据这一理论进行研究，用于什么目的，存在着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宣传观的差别。提出这一理论的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参加过纳粹党的活动，她的理论带有对纳粹经验总结的成份。作者的这一背景被揭露后，曾引起传播学界的很大震动。应当承认，她对传播学－舆论学的研究是有贡献的，但也要指出她的理论中含有驱逐少数人意见的成份。对于有过纳粹宣传经验的德国和有过“文革”宣传经验的中国，需要特别提醒人们警惕，防止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对人民进行戈培尔式的宣传。引导舆论存在着引导伦理问题，愚弄舆论最终是要受到惩罚的。就眼前要做的事情而言，我感到较新的传播学研究成果需要尽快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考虑如何在我国的环境中借鉴，例如“第三人传播效果理论”、“议程融合论”等等。就具体的研究课题而言，诸如“健康传播”，在我国刚刚起步，目前我只看到一篇文章，希望能够成为新形势下传播学的一个多少被人关注的课题。健康传播、大众传播与儿童、大众传播与性别等等研究课题，具有全球的共通性，现在后两个课题在我国有已有了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是并没有得到传播学界的普遍关注。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要走向世界，这些课题的研究对人类的贡献可能很大，得到世界关注的可能性也很大。而基础理论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尚无法与别人在世界上竞争。鉴于这种情况，传播学研究我想得分为两个活动空间，一个是加强国内的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这是提高我们总体研究水平的基础；一个是加强能够与世界对话的具体课题的研究，诸如刚才提到的几个全球共同关心的课题。传播学研究在中国能否研究出几个“论”或“模式”，这是人们很早就企盼的。但是学术研究不是生产工业产品，研究需要一定的相对纯粹的实验环境，而我们缺乏这种环境，因而可能总结出一些尽可能尊重新闻工作特点的传播经验，可以通过具体的量化调查得出某些我国体制下的媒体发展趋势和受众特点，但研究出多少带有普遍性的传播现象的理论假设是较为困难的。现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批判学派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这是可喜的事情。我只是提醒一下，欧美批判学派深刻思考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得过于成熟而面临的问题；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处于起步阶段，他们的思考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但不宜直接用来批判这批判那。我国大众媒介的发展，总体上不是市场经济成份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立足于大众传播业的市场化建设（包括法治和职业道德建设），辅以批判，侧重点不要发生偏差。但是，批判学派的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文化的研究方法，现在对我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来说是缺乏的，我们现在简单的逻辑推理式的文章较多，给人以深刻思想的东西较少。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思维现在很有市场，我们确实需要一些这方面的分析性文章，但不能都是这些东西。特别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需要多一些批判学派的思维方法加以平衡。看一下 可以不？

如果说1996年前后出现的第一次讨论主要是关注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那么2001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次讨论则聚焦传播学是否支配了新闻教育，即事实上开始取代新闻学。因此，在第二次讨论中不仅有以李希光为代表的一方在“讨伐”传播学“侵占”了新闻学的领地或“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也有另一方的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17]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上述争论之所以反复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规定性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对其区别与联系也缺乏深入的辨析。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须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或定位。张国良指出，“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18] 不少学者也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19]，“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 [2]，“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搞清学科界限”[21] 。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 搞清学科界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难以避免片面性，辩证的方法是既弄清学科界限，又看到学科联系。只有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以及相关的我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才能科学地判断上述两次争论的是是非非。 前已述及，《新闻大学》编辑部1996年曾专题研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但会议综述表明，大多是即兴发言，分析并不深入。倒是过去十多年间的几篇专题论文，阐述还相对充分一些。这些文章主要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由于张骏德的文章论述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引用李良荣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李启的文章侧重介绍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 王泽华从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比较其区别，李良荣从学科背景、研究领域、主攻方向、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五个方面比较其差异。两位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名异而实同，如“研究视角”与“研究风格”，都是说新闻学着眼微观而大众传播学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点”与“主攻方向”也基本一致，“学科属性”与“学科背景”也有一定关联性。当然，各自的阐述有所不同。两位学者也注意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但王泽华只说了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良荣则认为：新闻与信息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 [22]。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主观随意，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键句与具体阐述之间时有不吻合或不准确的现象，显得学理分析不足。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人所引介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即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尚未得到充分介绍，论者对传播学的理解局限于主流传播学，几乎没有考虑到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比较分析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在对传播学有了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入认识的今天，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同的把握，理应更加科学而且准确。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有争议。潘忠党2003年在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 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所好。”潘忠党表示，他“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的表述，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 of 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23] 。潘氏之论，先获我心，深为赞同。当然，国内学界也有比较中庸的看法：“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