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工作者问题清单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中国与西方社会工作的差距，引发了我们如何对待世界上特别是西方国家存在已有百年的社会工作的经验；如何看待中国1949年以后计划经济时期解决社会问题的传统；如何判断我国社会转型的方向，进程及其对社会工作的需求。这些都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当前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不尽人意，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方面：一、社会工作名词的歧义性。在我国以前人们也经常提到社会工作，一般是指人们在本职工作之外所做的，不计报酬的其它工作。如兼任工会委员，担任政协委员等。实际上作为一门专业的社会工作学科与之有很大的不同。名词称谓上的歧义性，使人们很容易把二者混为一谈，不利于专业社会工作的传播。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性的助人服务活动，与日常生活所说的社会工作并不一样。二、社会工作专业性未能凸显社会工作想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社会工作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在我国得以进一步发展，并被社会广泛承认，就必须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职业范围，有自己特殊的理论，方法和技巧，在社会分工中找到定位。这些问题在西方社工界已不成问题，而在我国，由于社工知识理念尚未普遍，人们还不知道社工到底是干什么的。还有人认为，目前，在社工领域工作的人没有专业知识同样也能干。因此对社工的专业意义产生怀疑。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社工专业知识会有助于人们更高质量地做好社会福利工作。三、实际社会工作职业的缺乏。目前，我国社会工作领域虽然很广阔，但主要是基层行政干部，如民政，街道社区各种福利机构，工青妇等。由于行政机构改革，人员精简，这些部门很少引进专业的社工人员。缺乏对口的就业岗位，已有的就业岗位也没有相关的职称序列和职业保障制度。这种“有专业无职业”、“有岗位无职业序列”的状况，极大地刺伤了社工专业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严重制约了社会工作专业队伍的壮大。实际上，社工的就业范围不仅在民政系统，其它领域如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司法机关也需要社工的介入。近两年，高校系统专业社工专业蓬勃发展，不断有学校新开设社工专业。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职业问题，无疑会造成人才浪费，用非所学，从而制约社工教育及社工实务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还要对现有社工职业进行专业化改造。即通过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引入，提高工作的质量和专业化水平，可以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实地考察和系统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亲身观察他们的具体作法，并吸收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去。四，政府扶持不够，科研实务脱节。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政府、科研教育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目前，各级政府对社会工作是一项社会福利服务事业，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是政府重要的公共职能之一，是政府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认识还存在着某些局限，在这方面借鉴香港的经验是非常有益的。香港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和财政资助是香港社会工作得以不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香港政府在制定社会福利政策，制定社会工作法规和条例等方面负有宏观管理与指导的责任。在经济上，对非政府的社会工作机构进行大力资助。1998年受政府财政资助的非政府机构有182个，下属实务单位有2872个，承担着香港80%左右服务工作。目前我国大陆的社会工作正处于起步阶段，更需要政府的关怀和支持。社会工作也需要政府在福利政策、人事制度、就业岗位、财政政策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另外，高校教育工作者、社科院所的理论工作者是发展我国社会工作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培养人才、推动社工教育、探索社工理论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普遍存在着实务经验不足的现象。理论工作者因为精力有限，评职称等原因，常常不愿走进实务工作者领域，不愿写科普性的文章来普及社会工理念，使社会工作理念只是囿于少数专家、学者，囿于大学专业课之中，没能很好得发挥服务社会的作用。五，对社会工作的宣传力度不足。当前“社工”一词频频出现在学术期刊、学术著作中。而在大众化的传媒如：报纸、杂志、电视上却沓无踪迹。宣传力度不够有各种因素。一是有的大众传媒不了解不重视。二是由于我国社会福利服务方式、机构的多模式化。在我国于社会工作相关的社会福利工作由多个部门和群众团体分别承担，这些部门有民政、劳动、人事等，群众团体有工会、共青团、妇联和居委会。他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各自的工作方法开展工作，而不是以统一的社会福利服务机构的面目出现，也没有运用统一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而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尚未形成，都使得以社工名义开展的社会福利服务活动很少出现，无法吸引媒体的关注。这些都影响社会工作的宣传。三是一些理论工作者因各原因不愿意写通俗的读物。概言之，社会工作要在中国发展起来，要被社会认可接受，必须做好社会工作的普及和宣传工作，使高深的学术思想变为大众的日常观念。

导语：社会工作是一种制度。早在40年前，威特默就写过一本名为《社会工作--一种社会制度分析》的著作，他在书中说："社会工作是一个有组织的机构或社团为解决个人所遭遇的困难而提供有一种援助，为协助个人调整其社会关系而提供的各种服务。"社会工作是由政府或民间组织提供的一种规范化的、专业的服务，它因此而被纳入现代社会的制度系统中，成为贯彻政府的福利政策、确保社会稳定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的制度。

“有困难，找社工!”眼下，这句口号在大众中耳熟能详。但在5年前，在东莞公众的认识中，社工跟义工相差不大。

2009年，东莞引入专业的社会工作者。转眼间，东莞社工行业已发展了整整5年。经过5年的发展，目前东莞社工行业发展水平如何?一线社工又面临着怎样的生存状况?

日前，记者对东莞一线社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66份。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近六成社工认为，目前约有一半的公众对社工比较接纳。但对于社工个体而言，情况不容乐观，九成一线社工对薪酬待遇不满意，过半一线社工在半年内有离职的想法。

昨日，记者邀请了市社工协会研究部主任刘先生对此次问卷结果进行了解读和回应。

薪酬

仅21%社工月薪超4600元

据统计，目前东莞一线社工共有1200余名，包括岗位社工、项目社工，及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社工等。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八成一线社工的月薪(税前，下同)不足4600元，另有15%的社工月薪为4600元-5500元，而月薪在5500元以上的社工仅占6%.90%的一线社工对薪酬不满意。

解读：东莞社工薪酬在珠三角位于前列

2011年，东莞发布了公益性社会组织社工薪酬指导价。目前东莞社工购买标准是万元/年。刘先生称，目前东莞社工的平均月薪为4600元/月，“还是沿用了2011年的指导价，不过政府购买标准比前几年提高了。”

2011年底，东莞首次引入社工“绩效工资”机制，公益组织可以从社工平均薪酬总额中提取10%作为绩效工资发放。“社工机构发放绩效工资会考虑社工入职时间、实际工作成效等多种因素。”刘先生说，由于社工机构的绩效工资一般都按照季度或者半年发放，所以大部分一线社工月薪都在4000-4600元，绩效工资发放的当月薪酬则会高一些。

一线社工可以晋升为督导助理和见习督导，他们在从事管理工作之余，也要从事一线工作，也要计算绩效工资，因此也可以纳入一线社工的范畴。目前，督导助理和见习督导的平均月薪分别为5600元和6600元。“没有督导头衔的一线社工，如果绩效工资高的话，平均月薪可以达到5000元。”

但由于督导助理和见习督导名额十分有限，很多工作了两三年的社工，未能取得督导头衔，薪酬难以增长，这也是社工对薪酬不满意的主因之一。“东莞一线社工的薪酬水平在珠三角属于中等偏上。”刘先生说，在珠三角地区，深圳的社工工资最高，每月拿到手的工资比东莞高200-300元，其次是东莞和广州，两者工资水平相当，然后是佛山、珠海等地。刘先生认为，考虑到生活消费水平等因素，相对而言，东莞社工薪酬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尽管如此，仍有高达九成的.东莞社工对薪酬待遇不满意，五成社工认为合理的月薪应该在5000-6000元。对此，刘先生称，社工属于公共服务事业，“不像商业机构那样纯粹采用金钱激励。”

刘先生透露，此前东莞的社工薪酬标准是参照东莞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的薪酬水平设置的。“现在事业单位在进行薪酬改革，东莞社工薪酬是否会同步参照，还说不定。但从长远来看，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社工购买标准会随之上调的。”

稳定性

过半社工半年内有离职想法

东莞一线社工的离职率一直居高不下。据了解，2010年-2011年，由于广州、佛山、珠海等周边城市开始发展社工行业，当时东莞社工离职率最高甚至达到了20%.近两年，社工队伍的稳定性有所加强，去年东莞社工离职率为15%左右。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过半的一线社工在半年内有离职的想法，而离职的原因主要包括薪酬待遇不高、发展空间小、看不到前景等。

解读：东莞社工晋升路径狭窄

刘先生称，目前东莞社工的晋升主要有三种路径：从一线社工到督导助理、见习督导、督导，逐级上升;从一线社工到社工机构驻点或片区或中心负责人;从一线社工到社工机构管理层。

目前，获得政府购买服务的社工机构共有10余家，而全市一线社工共达1200余名。也就是说，平均每家机构的社工人数近100名，“一名社工要在近百名的机构中得到晋升，竞争确实很激烈。”

服务成效

超七成社工对服务成效较为满意

东莞社工事业发展已有5年。问卷调查显示，近六成社工认为，目前有一半公众对社工比较接纳，但也有近四成社工认为，目前仍有很多公众不了解社工，甚至没听说过社工，对社工较为排斥。

此外，超过七成社工对自己的服务成效比较满意。

解读：东莞社工行业属正常发展

刘先生认为，目前还有很多公众对社工较为排斥是正常的。“目前东莞社工事业还没有全面铺开。东莞社区这么多，一共才1200多名社工，还有很多地方没有社工进驻。”

对于目前公众对社工的认知和接纳度，刘先生认为这是东莞社工行业正常的发展情况。“香港社工经过70多年的发展，公众接受度才这么高。”

行政化

超七成社工认为行政化严重

目前东莞社工行业存在哪些问题?根据问卷调查，排列前三的问题分别是：

成熟优秀的社工流失较为严重，缺乏优秀的本土社工;行政化较为严重，很多社工变成了“打杂工”;管理主体过多，不知道听谁的，从而影响了自己工作量的完成。

事实上，社工行政化一直被业内“吐槽”不已。今年3月，深圳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易松国教授来莞讲座时就指出，在一些社区，有些领导认为社工应该成为他们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深圳，甚至有些领导想让社工去服务窗口坐着办公。

解读：由购买模式决定，属“疑难杂症”

“东莞所有的一线社工，肯定有一定的行政工作量，只是多和少的问题。”刘先生称，这些行政工作包括做方案、报告、文书等等。此外，也有用人单位将派驻在社区的社工调出来，不做专业服务工作，而是专门帮用人单位做行政工作，作为其临时性补充，这些社工也因此成为“打杂工”。

而行政化倾向跟管理主体过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刘先生说，社工机构有“中介化”的意味，即用人单位向社工机构购买服务。这种用人模式意味着，社工至少要受用人单位和所在机构的两头管理。有时出钱的一方话语权大一些，机构就会妥协，从而社工就会被用人单位任意调配，造成行政化。

但归根结底，这跟东莞的社工购买模式有很大关系。目前，东莞政府购买模式包括两种：岗位购买和项目购买。其中，岗位购买的社工占了约七成。

“上面所说的情况，主要指岗位购买模式，这种模式导致社工行政化较为严重。”刘先生表示，相比之下，项目购买模式则要好很多;因为社工机构只要以项目运作成效向购买方负责即可，“这种情况下，社工主要听从机构的，由机构跟购买方对接。”

刘先生将社工行政化称之为“疑难杂症”，这也大大削减了社工的成就感。“其实每种购买模式都各有利弊，项目购买模式也存在不稳定性，一个项目运作完了，社工又要重新安排岗位，这也对社工人才的稳定性有影响。”

为了全面了解东莞社工行政化问题，今年5月，市社工办委托了东莞市现代社会组织评估中心对2013年12月31日前获得政府购买市直部门社会工作岗位的社工机构进行评估，共涉及10家社工机构。评估结果或于今年9月出炉，“到时我们会根据评估结果，对全市的社工岗位进行优化调整。”

中国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影响1.从工作范围来看，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给当代中国社会工作既带来了挑战，又带来了机遇。“家族本位”的特征决定了中国传统的求助系统主要局限在家庭、亲戚或邻里的范围，很少求助于“外人”；传统的“孝道”要求子女亲自为父母养老送终，认为老人看护的工作交给“外人”就是不守“孝道”的表现；家庭中亲子、夫妻之间传统的不平等的关系，使一些人认为虐待儿童、妇女、老人等只是家庭的内部问题，不需要“外人”插手，即使是受害者，也因“家丑不可外扬”观念的影响而不愿求助于社会工作人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工作的工作范围，使中国的社会工作者无法向西方那样实现对这些领域的自然“干预”。2.从工作目标来看，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中的“群体主义”为当代中国社会工作顺利开展社区和小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社区和小组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借助于中国传统伦理中对群体的归属感和牺牲精神的倡扬，社会工作者可以更好地激发起社区和小组成员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精神。当然，传统观念影响下的中国人个人意识较为薄弱，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观念淡漠，这就需要社会工作者做更多的工作去帮助案主树立自我权利意识，鼓励他们摆脱对家庭、社会的依赖性，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又要在社会上进行广泛的呼吁和宣传，使社会各界正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和正当利益，为他们的最终独立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3.从工作方法来看，在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对表达自己需要的方式、希望满足需要的方式、受他人帮助的方式等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充分理解工作对象，采取能为他们所接受的方式进行社会工作。“案主自决”基于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第一，中国传统观念一向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信任。当社工人员以“案主自决”为由拒绝向他提出建议，他会认为这是社工不诚心帮助或是推卸责任。第二，较强的家庭和群体观念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如果社工人员一味启发一个希望在家庭中找回自己位置的案主充分考虑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自由、扩展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其结果只能使案主越来越迷惑。第三，在整体性观念、依赖性观念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社会工作者，自小内化了的一些中国文化信念，如照顾别人、为他们着想的心态比尊重别人个体性和自主性的心态强，要让他们既关心求助者的问题又与他们保持理性的距离并非易事。但“案主自决”的原则和工作方法符合中国传统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古训。4.从社会工作的结束和评估方式来看，中国社会工作也应当有自己的特色。西方专业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基本上是一种契约关系，一旦协议所规定的任务完成，契约终止，双方的联系也就终止了。中国社工人员与案主之间更适合建立一种亲密的朋友关系。既然是带有亲情和友情色彩的关系，就不可能像契约关系那样彻底的“结束”，相反，中国人对助人关系的理解常常是延展性的。在作为中国职业社会工作前身的民政干部工作中，流传着许多民政干部与社区居民保持长久的亲密关系的佳话。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过程中仍旧应当继承的优良传统。社会工作效果的评估也不能仅依据某一次完整的社会工作过程来进行，因为这个过程并没有完结，第一步可能仅仅是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没有解决实际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就说这个工作是没有成效的，密切关系的建立为进一步彻底解决问题打下了基础；同样，也不能说一次在短时间之内解决了案主问题的社会工作就一定是成效显著的，因为这种解决可能是表面的和不彻底的，随着关系的解除，同样的问题可能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