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审计师

陶然，男，先后毕业于南京审计学院及中国人民大学。曾任阿里巴巴集团公众和客户沟通部总监。现任滴滴出行资深副总裁。人物经历编辑陶然先后毕业于南京审计学院及中国人民大学。曾服务于交大铭泰、中国企业家杂志及TOM在线等机构。2004年，加入阿里巴巴集团。历任公众和客户沟通部经理、总监、副总裁。[1] 2015年1月，原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陶然已加盟快的打车，出任公司资深副总裁。当年，滴滴与快的合并后，在滴滴负责公关事务。人物事件编辑2017年5月2日晚间消息，接近滴滴人士确认，滴滴出行资深副总裁陶然将因个人原因于6月离职。据滴滴出行内部公告，陶然因个人原因将于6月离职，并担任滴滴出行外部高级顾问。[2]

文章首发-公众号： 钻石研报 。

一、“滴滴”事件的背后是大国数据的博弈

1、滴滴赴美低调上市，旋即被网信办启动网络安全调查。 6月30日，滴滴低调完成赴纽交所IPO动作，募资不低于44亿美元。7月2日，网信办发布消息，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依据《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等，对滴滴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停止新用户注册。7月4日，网信办再次发布消息，要求滴滴App下架。这样的监管对象、监管措施和推动力度在行业内并不多见。

2、“滴滴事件”敲响了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警钟，未来相关监管力度也将持续提升。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愈发严重。2021年6月，工信部就通报过291款侵害用户权益App，并进一步加大对App弹窗信息关不掉或者未显著提供关闭功能标识,开屏信息、弹窗信息利用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欺误导用户跳转至其他页面等突出问题的整治力度。“滴滴事件”敲响了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警钟，我们认为未来相关监管力度也将持续提升。

3、从立法层面来看，国家对个人信息保护重视程度明显提升。 于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法典》总则编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2021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在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面向 社会 公布并征求意见。二审稿第57条规定，“提供基础性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需要履行个人信息保护特别义务：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监督；对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处理个人信息的平台内的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停止提供服务；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 社会 责任报告，接受 社会 监督。该规定重点强化超大型互联网平台信息保护义务。

4、归根结底，滴滴事件还是网络安全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重要性超过传统认知范畴。 尽管滴滴中国活跃用户亿（据招股说明书），但此次受到监管审查，原因是网络安全，和较早对多个企业展开的反垄断审查不尽相同。一方面，位置信息是更为敏感的数据，不仅涉及财产安全，往往还涉及人身安全、国家安全。和保护其实会渗透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场景，远不止日常的线上办公、生活领域。未来，网络安全还会紧密关联到工业生产、虚拟现实、区块链、物联网、智慧城市等新领域。

二、数据战略意义上升，警惕“以经济之名行政治之实”。

1、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其战略意义上升，保护/获取数据资源尤为关键。 由于数据正在逐步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对生产生活活动，甚至人的思想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从大国博弈的层面来看，首先如何保护本国的数据不轻易为他国所用，其次如何获得他国数据为自身所用，就尤为关键。可以说，数据不只是一个商业问题，更具有战略意义。从全球来看，不同经济体目前采用的方式表面来看五花八门，但核心都是在互联网数字 社会 “自上而下”构建法制体系来保护/获取数据这一核心要素，看似市场行为，实则隐含国家安全和大国博弈的考量。

2、对内来看，美国可能正在借“反垄断”之名，开始加强对数据的监管。 大多数人看美国反垄断，只是从商业的角度去看，参考的是90年代的微软反垄断案，而忽略了互联网平台实际上形成的双重垄断——表面是某一个商业领域的垄断，背后实际上是对数据的垄断。互联网平台是大数据收集的载体，利用这些数据不仅危害行业本身的市场平等竞争，更重要的是可能造成隐私泄露、影响国家安全等非市场化的问题。因此，尽管拜登和特朗普在诸多观点上大相径庭，但是对于 科技 巨头反垄断的看法则较为一致。在特朗普执政的后期，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针对Google、Facebook、Amazon、Apple四家互联网 科技 巨头进行反垄断调查，并于2020年7月29日举行了反垄断听证会。而拜登执政之后延续，甚至试图进一步加强了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

3、对外来看，美国或也正借“收紧对赴美上市企业监管”来获取更多信息。 除了通过反垄断调查，美国自2020年以来也加紧了对赴美寻求融资企业的审核和管控，需要警惕其将此作为获取财务、营业数据等信息的渠道。2021年，《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正式生效。该法案对在美上市公司基本披露义务作了规定，要求向美国证监会（SEC）披露该公司审计报告、发行者本国（即该公司设立国）政府机构持有的该公司股份比例、公司所聘会计师事务所境外分支机构所在国政府机构是否对公司拥有控制权等信息。连续三年不能满足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对会计师事务所检查要求的外国发行人，将被迫从美国退市。而根据PCAOB的报告，截至2020年5月，全球225家因监管障碍而无法进行审计监察的美国上市公司，有213家来自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其余11家来自比利时。换言之，美国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给中国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境外融资增加了极大的摩擦成本，并且提升了中概股退市的风险。需要持续关注美国以自己的金融市场优势，来获取数据等关键要素的潜在风险。

参考内容：

《中银证券-计算机行业点评：上市与下架，滴滴事件是不是网络安全问题？》

《开源证券-计算机行业点评报告：“滴滴事件”敲响个信安全警钟，把握网安投资机会》

《兴业证券-大国数据博弈系列开篇：“滴滴”事件背后的大国数据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