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考本科到博士十年的规划

3+2+3+3=11 专三年；专接本，正常两年；硕士正常三年；博士三年。3+1+2+3=9 专三年+自考本一年（看自己水平）+硕士两年（两年制硕士越来越少，逐渐取消）；博士三年。正常情况，9年---11年。 如果是特别点的专业，比如建筑、医学什么的，从本到博，再多读2-3年。

你必须肯努力才能考上，好像还要八年。

看你福什么科了，学医是八年。不是学医的话，直博是九年，不直博是十年，延期的话还要再长。

大学里从本科读到博士最短需要9年的。本科需要读4年；硕士有2年或者3年；博士的就读年份是3-6年;全部加起来，最短需要9年，正常就读最长是13年。

1999年7月18日，我终于收到了盼望十年之久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所谓盼望十年，这得从十年前参加高考说起。 1989年，我满怀憧憬参加高考，梦想自己能考上北大中文系。因为我的学习成绩还算可以，而且半年前曾在省语言文字竞赛中获二等奖，立志能进大学后做语言文字研究。岂料科场失利，不要说北大，就是离最低录取分数线还差两分！幸好当年师专录取降分，总算上了浙江师大中文系专科，圆了大学梦。师专生一定程度上受人歧视，我暗下决心，要用两年大专学习时间“倍速录下”四年本科大学生活，学业上与本科生看齐。学校没有专升本的先例，只有通过自学考试才能获得本科学历，从毕业前夕开始，我就开始参加了高教自考，每次考试都保证一次性通过，到1992年底，本科毕业，从大专入学时间算起，我用了3年半时间学完本科。1993年底，我又顺利通过杭州大学学士学位考试，是当年全省唯一获得学位的自考生。 我参加自考是挤时间和利用节假日坚持下来的。大学分配进浦江中学任教，两个班语文，近140名学生，作为一名新教师，备课，批改作业要花费大量时间，每天很少能在晚10点以前忙完工作。自学只能在晚10点以后和白天的零碎时间进行。我把通过每门功课都看作向着胜利前进了一步，记得考完最后一门课时，我如释重负，轻松得感到快要飞起来。 社科院新闻系是依托人民日报社办的培养新闻学高级人才的办学单位。在这里我同时学习两个年级的课程，第一学年就通过了所有课程，接着，确定了学位论文选题，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著名报刊活动家、新中国党在宣传文化方面杰出的组织者、家乡文化名人石西民，而我的导师正是石西民晚年指导的我系首届研究生，这给我撰写论文带来了莫大便利。1998年6月，我顺利通过论文答辩，提前一年获得法学（新闻学）硕士学位。 在北京求学期间，我坚定了报考北大中文系博士生的信念，其雄厚的师资力量，幽静的校园环境，处处吸引着我。从1997年3月起，我开始去北大旁听。接纳校外有志青年免费旁听是北大的优良传统，我也有幸享受了这份殊荣。社科院去北大要穿过整个北京城，路上得花费几个小时，经常旁听时间上不允许。我听课只是择其要者每门课听一两次，领略教授的讲课风格，了解一下这门课的大概，主要的还是靠自己买教材自学。有了名师的点拨，比自己一个人暗中摸索是好多了，我靠这样，坚持自学完中文系汉语史专业的主要课程。但我究竟不可能像正式学生那样接受系统教育，在美丽的燕园内，我独自黯然神伤：在这所广纳天下贤才的偌大学府里，何时能给我一席之地呢？ 从1998年下半年起，在石西民亲友和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我在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开始撰写《石西民传》，年底完成初稿，寄送各地征求意见。我利用这个间隙作考博的最后冲刺，1999年3月下旬，我像一名科举时代的举子，经过多年苦读，收拾书本，赴京赶考，我的竞争对手是本专业应届毕业生和大学教师，其中有人还是北大本校的，我这样一名跨专业的自学青年，能比得过他们吗？我抱着当一次模拟考试的心态应考，心理上不见得有多大压力，发挥正常，发榜后我竟名列北大中文系汉语史专业第一，被“统招统分”批录取。以大专起点，从一个县里的基层单位通过自学而进入最高学府攻读最高学位，连北大博士生导师也颇感意外。我终于十年梦成，狂喜之余，腹中觉得空虚，功底离一位真正的博士生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在以后博士生学习阶段，我要百倍珍惜这来之不易，又近乎奢侈的学习机会。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亲爱的外婆和父母，是他们伟大的亲情，成为我坚强的精神动力和经济后援。早在我浙师大上学期间，父亲就千方百计为我打听自考信息，购买教材；当我学习松懈时，他们一再告诫我在学业上永不停步；在我断了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又全赖家里省吃俭用，鼎力支持，使我才有可能获得硕士学位，从经济账来算，父母为我们兄弟的培养贴进了大量钱财，但看到兄弟三人都成为博士生，正在不同的科学领域学习进取，这该是他们最感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