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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忧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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袜子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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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2.b 目的决定目标3.a4.母鸡5.d效率是正确的做事,反映投入至产出的过程,效果是指做正确的事6.a他们二者的关系有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7.c8.c9.a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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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huan1988

公共政策学第一节 公共政策研究组织 1、公共政策研究组织的特征:①以改进政策制定为目标(首要特征)。②是智囊型群体。③实行科学分类和课题研究相结合的管理体制。④坚持研究、教学、开发三位一体,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并重。⑤坚持实事求是。⑥尽可能的与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2、公共政策研究组织的最终目标:是改进政策制定、实现公共决策地科学化和民主化 公共政策研究组织的宗旨是:①帮助决策者发现问题、确定目标。②为决策者拟制、评估被选政策方案。③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检测和反馈。④构建分析模型和相关理论,发现公共决策过程中诸因素之间的因果联系或相关性。 3、公共政策研究组织的类型:①官方的政策研究组织[美国:白宫办公厅、总统顾问及委员会。德国:联邦总理府、联邦情报局和联邦新闻局。中国:政策研究室]特点:是不仅提供咨询意见,还拥有部分决策权利。②半官方的政策研究组织[布鲁吉斯学会:美国民主党的影子内阁。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美国共和党的政策研究机构].③民间的政策研究组织[兰德公司]. 4、公共政策研究组织的作用。最重要职能是为决策者或掌权者服务。一方面是直接填补掌权者的职责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是间接起到政府职能作用,为政府机构的有效运行服务。 具体作用是:①作为咨询性参谋机构,向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②作为知识的积累和创造者,提供新的思想和观念。③作为评估性机构,提供有关政策结果的信息。④作为人才成长、储备机构,源源不断地向政府输送高质量的官员和专家。⑤作为宣传性机构,通过制造舆论的方式来传播其思想和观点。 政策研究组织在工作研究中表现出的特点:①立足现实,着眼未来。②价值取向上的科学祈求。③研究成果的文本化。④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⑤跨科学研究。 第二节 公共政策的分析和预测 1、政策分析的含义:是指政策分析人员和决策者把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应用于政策的选择和实施问题的解决,是公共政策领域内创造和应用知识的复杂的社会过程。范围:①政策内容。②政策问题的形成。③政策规划及政策的合法化。④政策的执行与结果等。目的在于寻找解决公共问题的适当方案。 2、政策分析总体意义——认定政策问题、拟订政策方案、建立评估标准、权衡政策方案、设计执行计划、评估政策执行,以避免失误。 职业政策分析的根本特点:身份上地独立性和价值取向上的科学诉求。 3、政策分析意义的具体表现:①通过整合和科技性的分析,发现问题的要害和症结所在。②减少决策失误。③改善公共部门在决策上的低效状况。④增强决策的预期性和取向性。 4、政策分析的要素①问题。②目标。③方案。④模型。⑤评估标准。⑥实施效果。⑦环境。⑧信息。 确定政策目标是政策分析过程的中心任务。政策效益有: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5、政策分析的原则①民主化原则。②系统性原则。③协调原则。④多样性原则。⑤分合原则。⑥预测性原则。 6、关于公共政策分析过程的模式(1)麦考尔-韦伯分析模式(认为政策分析常见的形式是规范性分析和描述性分析);(2)沃尔夫分析模式[从政策过程和步骤的角度讨论基本模式](3)邓恩分析模式[从政策信息的转化过程去分析,认为政策分析是解决:事实、价值、规范] 7、在政策分析中应该处理好哪些关系?①应然和实然的关系。②宏观和微观的关系。③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关系。④现实与未来的关系。 8、何谓系统分析?是一种根据公共政策客观具有的系统特征,着眼于整体与部分、整体与结构以及系统与环境等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求得优化的整体目标的现代政策分析方法。 系统分析有何特点?①是一个整体系统。②整体效应不断有序变化。③引入现代应用数学。 9、系统分析的主要内容是什么?①政策分析的环境分析。②政策分析的结构分析。③政策分析的目标分。 10、系统分析有何作用?①帮助政策分析人员从整体性的角度理解政策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的政策系统加以比较。②鼓励政策分析人员同时对政策系统的各子系统进行研究,促使政策分析人员主义政策系统内部的结构和层次特点。③强调并突出政策分析人员对未知事物和状态的探索,是人们能够在过去和现在的基础上预测未来,不断开拓新的领域。④引导政策分析人员在政策分析过程中善于转换视角,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面看待政策分析中的问题。⑤促使政策分析人员在考虑政策目标和解决问题所需的要求和条件时,也同时注意考虑协调、控制和贯彻执行等问题,并注意进行从目的到手段的全面调查。 11、何谓定性分析方法?是指人们依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综合运用逻辑思维,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性质的分析、判断,进行政策分析和决策的一种技术方法。它有何优点:①定性分析弥补了定量分析方法存在的不足。②定性方法通用性大。③定性方法有利于调动专家、智囊团的积极性,促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局限性有:①决策方案可能不够准确和具体;②往往制约人们的政策选择的理性程度。 12、何谓价值分析?是研究人员考察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及价值规范并确定价值准则的分析过程和方法。 价值分析有何作用?①可以确定衡量和评价政策方案的基本价值准则。②可以了解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与趋向,确立新的价值准则。③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同时还指导人们对政策做出新的选择。 13、何谓可行性分析?是指对政策方案是否具有接受河北贯彻的可能性的分析,包括以下内容:①经济上的可行性。②政治上的可行性。③行政上的可行性。④法律上的可行性。⑤技术上的可行性。步骤:分析对象的选择,功能分析和功能评价,制定和实施改进方案。 14、创造性分析方法的种类:①个人判断法。②头脑风暴法。③德菲尔法。④脚本写作。⑤运筹博弈。⑥辩证分析法。 15、个人判断法的含义:是指依靠专家个人对政策问题及其所处环境的现状和未来趋势、政策方案及其可能产生的结果等作出自己的判断的一种创造性政策分方法。 16、头脑风暴法的含义:是一种常用的专家会议法。它有助于查明问题,并使之概念化的思想、目标和策略的方法。是由美国的奥斯本首先提出。 17、德尔菲法的含义:是指采取函询调查的形式,分别向专家提出问题,在相互不见面的情况下发表意见,交流信息,而后将他们的答复意见加以整理、综合。 18、脚本写作法的含义:就是准备脚本的过程,它通过对从现在到未来的某段时间内假定要发生的时间的逻辑顺序予以排列来编写脚本。脚本写作的特点:①以一系列假设为基础。②任何脚本只能描述一种可能的前景。 19、博弈和运筹博弈(对策论)的含义:是研究多人决策问题的理论,现代博弈论的诞生是美国诺伊曼和摩根斯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问世。是由参与人的模拟活动,博弈的剧中人通过扮演各种角色来相互影响,从而模拟个人、团体或社会经济部门的抉择行为。 20、辨证分析方法主要包含哪些种类?①两面思维方法。②模糊分析法;③灵活变通的分析法(蜕变型政策分析法、流变型政策分析法、出奇制胜性分析法) 21、何谓定量分析方法?他强调尽可能使用科学的方法及理性分析,为科学认识的客观性、真理性、可检验性而努力。 22、何谓公共政策预测?:就是政策研究人员运用预测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已有的信息,对未来各个政策领域和各个阶段政策的需求情况、发展趋势以及变化规律进行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并对未来产生影响的过程。 23、公共政策预测的必要性:①避免或减少政策失误。②可以为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③为经济的发展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 24、公共政策预测的分类:①短期、中期和长期预测。②定性预测和定量预测。③目标性预测和探索性预测。④宏观政策预测和中观政策预测和微观政策预测。 25、公共政策预测的内容(简答):①公共政策实施的总体环境和具体条件预测。②公共政策的绩效预测。③公共政策实施的社会心理因素预测。④对政策系统内的各部分的互动、配套和协调情况进行预测。 公共政策的预测步骤:①确定政策预测目标。②进行政策环境的现状调查。③确定公共政策的合理结构。④选择政策预测方法。⑤对政策预测结果进行论证。预测方法:①趋势外推法。②专家评估法。③模型预测法。④动态分析法。 第三节 公共政策咨询 1、公共政策咨询的含义:是指咨询人员根据政策主体或对象的需要,以其专门知识,运用现代分析方法和手段,进行调查、研究、分析、预测和评估,客观地、独立地提供最佳的或几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为咨询者提供服务的活动。公共政策咨询的种类有:①决策咨询;②政策信息咨询。 2、开展公共政策咨询的意义:①帮助决策者准确地判断政策问题、确定政策目标。②帮助决策者科学地择定政策方案,并对政策方案的事实进行监控。③有效地保证政策效果,减少决策失误。 3、决策咨询的功能:①研究咨询功能。②参与决策功能。③政策协调功。④人才开发功能。 4、决策咨询的特点:①综合性。②法治性。③公共性。④时效性。⑤相对独立性。 5、开展政策信息咨询时应该掌握的基本原则:①准确全面原则。②客观公正原则。③最小努力原则。④优势放大原则。 6、政策信息咨询的功能:①社会大脑功能。②信息传播功能。③决策支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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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是吃货范范

论和谐社会视野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革与调整 一 转型时期,中国面临着政府与社会关系变革的重大课题。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如何重新界定政府权限范围、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成为当前中国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而从社会方面来说,如何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建立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机制也成为当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全新的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模式,需要一个善于调动、开发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及其能动性的社会管理新体制。这一新体制的核心在于,政府与社会之间能够形成共生共长、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关系。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特征在于“小政府、大社会”。而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也决定了采纳“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必然性。(注:葛红艳、赵明洁:《影响政府与社会基层组织分权的因素》,《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4. 4。) 大致说来,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革“大体经历侵蚀、转型和重建三个阶段”(注: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5。)。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其侵蚀阶段是对旧体制的瓦解阶段,它始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表现为政府在意识形态目标约束下的自下而上的局部性改革;转型阶段始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当改革过渡到城市以后,开始逐步明确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目标,以大规模的政策和法律来推进市场经济建设。从当前的情况看,转型阶段尚未结束,它在体制上的典型特征是“双轨制”。改革的最后阶段,则是政府与社会双向的全面重建阶段。鉴于此,选择改革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目标模式,首先意味着要放松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转变政府职能,即“放权”、“让利”、“松绑”、“扩大民主”等等,也就是政府要由“划桨者”变为“掌舵者”(注: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同时,要构建与政府相对应的市民社会。然而,由于我国曾长期推行了一套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非政府的市场要素和社会要素基本上未能发育起来。因此,探求现代社会自治的实现方式,解决好政府与社会的权力配制与职能分解问题,对于处理好和谐社会视野中的政社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矛盾和问题,都是由政府以政治的、行政的手段去解决,社会自身几乎没有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和空间。可以说,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传统政治体制产生诸种问题的一个总病根。过分集中的权力不仅容易导致权力运行成本的增加与效率低下,而且为权力的滥用和腐化提供了可能性空间,直接影响政府权威。邓小平曾经深刻指出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是导致机构和人员膨胀的弊端,他说:“我们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这涉及到管理体制中权力和职能的调整、改革,触及到机构改革权能结构的变革,关键是政企(事)关系,即政府与企事业的关系;政市关系,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亦称之为“两只手”“(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政社关系,即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三大关系中权能结构的变革,归根到底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与市场都可以包容于社会经济组织与手段模式之中。(注:李大琨:《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推进机构改革》,《理论前沿》,1998. 9。) 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调整政府权力的运行范围及方式。具体到政府与社会之间,就表现为将原有高度集中的政府权力转移一部分给社会。由于一部分政府权力向社会的转移是由实践需要和政府自我认识而推动的自上而下的一种路径,所以又可以称之为权力下放。党的十三大指出,政府下放权力要“结合职能转移和改革机构来进行。但由于当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还没有被明确提出来,所以,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实践层面上如何具体操作仍然缺乏清晰的思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存在着要求政府进行权力调整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也为政府权力调整提供了契机。此后的20年来,政府权力调整的步伐和速度逐渐在加快。从总体上来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调整体现在政府向经济领域的活动主体——企业放权和向社会领域的活动主体——个人、社会中介组织和事业单位放权。调整的各项措施实质上是将政府的权限划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其目的在于追求有效率的政府。(注:孙晓莉:《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调整》,《社会科学》,2001. 5。)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首先始于改革初期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以及为重建党和政府的权威基础而进行的一系列努力。在政府管理模式方面表现为一是政府控制的范围开始缩小。对农村管理和农业经营的放松管制,使农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制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对国营企业的“放权让利”和允许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存在和发展;对社会生活、学术文化活动的干预也在减少。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地与市场或时尚发生联系,而不再受政府管制。二是政府控制力度减弱(注:孙立平:《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 2。)。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和撤社建乡,城市中人事制度和政府对单位经济控制的松动以及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的快速发展,都标志着政府控制力的大大减弱。三是政府控制手段的规范性增强。在政府仍然保持控制的领域,控制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注意加强法制建设,开始由直接控制、行政干预转向间接调控、综合利用多种手段调控社会发展。在政府管理模式变化的同时,大大拓展了社会的自由空间,导致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分化。它突出表现在一是各类社会主体的自主权扩大,成为相对独立的资源提供者,它们主要通过市场调节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对政府的依赖性大大降低。二是社会结构分化速度加快。一方面,社会功能结构的分化使各社会主体政治职能开始减弱、专业职能不断加强;另一方面,社会利益结构分化的核心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利益结构的调整,传统既得利益被大大削弱,一些新兴职业和掌握权力资源的传统职业则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三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形成。新的社会角色群体和组织大量涌现,体制外的社会力量,如较为独立的企业家阶层、个体户阶层都有了明显的发展。体制内的知识界、学术界、工商产业界以及一些党内人士开始扩大言论空间和自主利益要求。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民间社会力量的发育和成长。四是身份体系弱化,社会流动大大加快。社会精英流向多元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体制内工人和干部向体制外流动这三大趋势(注:孙立平:《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 2。) 正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五是社会中介组织大量涌现。这是政府行为退出一些领域以后保障社会活动有序化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社会自主性的重要表现。六是价值观念开始多元化。多年来社会成员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的高度一致性在改革开放以来明显趋于多元化。纵观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演进,它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寻求的社会整合机制的过程。其总的趋势是以市场经济的契约性社会整合为方向的。随着以市场取向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启,可以预见,这种契约性社会整合机制将会更加巩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分化将更加深入,它将继续对社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注:杨龙芳:《改革全能政府、构建市民社会——当代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发展变革的基本途径》,《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3。) 三 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是由政府对一切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等级性的行政联系通过各种形式的单位以及农村组织渗透到整个社会,社会组织实质上承担着国家行政机关的部分功能,成为一级政权的附属物。这种社会管理方式的直接后果是,不仅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社会成员因为只有依附于某一个组织才能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和发展资料,个人的自由选择权无从体现,从而导致既不利于个人发展,也不利于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伴随着企业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福利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传统的无限政府正在向有限政府转变。这是政府权力定位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但这只是改革的初级目标,紧接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实现从有限政府向高效政府的转变。事实上,有些社会事务完全可以通过社会自身的力量,通过国家行政联系之外的各种社会联系,通过各种社会协调机制得到解决。当前,利用社会自身的力量和政府合作来有效提高社会管理效率,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如何提高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这一问题上,我们既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同时也不能完全排斥外来经验。国外已有的经验可以为我们借鉴的一是社会中间组织(还有的称之为非营利部门、志愿组织、非政府组织、中介组织、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等等)的蓬勃发展、二是合作主义(也有称之为法团主义、统合主义)理论的盛行。(注:孙晓莉:《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调整》,《社会科学》,2001. 5。) 由于我们提供的是效能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网络型政府、前瞻型政府、亲市场政府等政府模式,就必须对政府职能进行新的定位,在精简政府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简政放权,但又要充分保证政府应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职能。计划经济时期的许多政府职能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成为政府的冗余职能,而这些职能恰恰是社会自治能力增强后所必须的职能,我们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将政府部分冗余职能进行外移,将政府包揽一切的权力还权于社会和市场,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保证市场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增强社会自治能力,加强社会自治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和谐发展。(注:杨代贵:《论政府与社会间的职能转移》,《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 1。) 因此改革传统“全能政府”的畸形关系模式,实现政府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立的理想关系模式,需要进行双向的努力。即一方面需要进行有限政府的制度创新,需要界定政府权力的限度,“校正”政府的越界行为,改变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规模、权力和职能扩张倾向;另一方面需要进行构建市民社会的制度创新。要大力培养社会力量,建立充分发育的社会肌体,努力构建市民社会。这个过程也就是实现社会从依赖政府、甚至被纳入政府体系的地位上解放出来,形成政府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立的过程。实现有限政府的制度创新,就需要以政社分开为原则,从制度上明确政府与社会组织各自在社区社会工作事务方面的职能与权限。最基本的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社会保障职能;再就是改革政府行为方式,将依法行政、依法治国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此外,还要改革政府体制,健全制度化的参与机制,完善整个社会利益聚合和利益表达的结构与规则,同时完善社会对政府的各项监督机制。培育市民社会的制度创新则是要大力扶持和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不断增强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重建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培育“中产阶级”队伍,在政府、社会精英与民众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服务和互动机制。(注:李凯:《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3. 4。) 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往往被称为“伙伴关系”,即政府和社会组织构成了发展社区、建设社区的合伙人关系。在这种“伙伴关系”模式中,政府除了在公共安全、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实施直接的行政管理职能之外,其他方面一般依靠各种社会组织自己进行管理。因此,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进一步成熟,我国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四 自近代国家诞生以来,作为政治统治的政府和构成管理对象的社会之间“反复出现诸如和谐与反目、妥协与抵触以及镇压与叛乱等各种样态的制衡关系”。政府产生之后,社会不仅在形式上试图摆脱政府的控制,而且时常出现与政府的程度不同的对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在目标上必须坚持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途径上要转变观念,充分发挥社会自身的作用。我国政府与社会在实现民族振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根本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我国新生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既有自主性、独立性的一面,又有许多方面依赖政府,同政府保持密切的合作,这就为政社关系的良性互动奠定了基础。在变革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途径上,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能认为政府能够解决和处理所有的问题,因此完全依赖政府,社会要树立自主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注:王瑞华:《转型时期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革》,《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2。) 通过社会管理体制一系列的改革,应该看到“大政府、小社会”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可以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本质上就是释放和解放社会(或“释放市场”)的过程,因而也就是政府和社会关系“现代模式”的中国化过程。中国转型期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兼容传统控制型模式和现代释放型模式即注重权力集分统合的“复合式形态”。从目的与价值层次即社会自治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对社会高度释放,同时又从工具理性即“政府是‘必要的恶’”之古典理念出发诉诸于必要控制,实现在释放中控制,在控制中释放,定位于现代模式与传统模式的良性耦合,这便是转轨期中国政府在处理自身与社会关系上的基本价值和政策取向。(注:罗自刚:《合作抑或冲突——变革时代的政府与社会关系考察——对马克思主义治理学说的历史诠释》,《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4.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突破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运行体制的建立,也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突破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政府与社会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这就包括合理分担的责任关系:政府对社会的职能定位应从“管制”转移到“服务”,以前我们的政府对社会的很多作用或功能就是管制社会,而服务的成分很少。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政府在社会发展方面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政府需要将更多的工作着眼点转移到社会发展领域,转移到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调节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相互尊重的权利关系:政府和社会都要依法办事,政府要高效廉洁、公正公开公平、取信于民。同时完善和加强政府工作的社会监督机制,改变一些地方的干部只向上负责、不向群众负责的状况。合理整合的资源配置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多元化,资源渠道多样化,社区、社团、中介组织、民间组织等社会组织能够从不同渠道获得资源。政府既要运用所掌握的资源,又要调动、引导社会资源,办好社会事业,形成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局面。建立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是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关键。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中国的现实境遇出发,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5. 3。) 我们要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本着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强和改进政府职能,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位一体,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积极稳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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