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经济师转移属地

转移支付是指或企业的一种不以购买本年的商品和劳务而作的支付，即或企业无偿地支付给个人或下级，以增加其收入和购买力的费用。它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形式。转移支付是包括养老金、失业救济金、退伍军人补助金、农产品价格补贴、公债利息等与企业支出的一笔款项。这笔款项在西方国家是不计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其原因在于这笔款项的支付不是为了购买商品和劳务，所以将其称作转移支付，有时也称转让性支付。

转移支付 - 类别

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又分的转移支付、企业的转移支付和间的转移支付：

①的转移支付。大都具有福利支出的性质，如社会保险福利津贴、抚恤金、养老金、失业补助、救济金以及各种补助费等；农产品价格补贴也是的转移支付。由于的转移支付实际上是把国家的财政收入还给个人，所以有的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负税收。

②企业的转移支付。通常是指企业对非赢利组织的赠款或捐款，以及非企业雇员的人身伤害赔偿等等。转移支付在客观上缩小了收入差距，对保持总需求水平稳定，减轻总需求摆动的幅度和强度，稳定社会经济有积极的作用。通常在萧条来临时，总收入下降，失业增加，拨付的社会福利支出也必然增加。这样，可以增强购买力，提高有效需求水平，从而可以抑制或缓解萧条。当经济中出现过度需求时，减少转移支付量，可以抑制总需求水平的升高。当然，对于过度膨胀的需求而言，这种抑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③间的转移支付。一般是上一级对下级的补助。确定转移支付的数额，一般是根据一些社会经济指标，如人口、面积等，以及一些由承担的社会经济活动，如教育、治安等的统一单位开支标准计算的。间的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平衡各地区由于地理环境不同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的收入的差距，以保证各地区的能够有效地按照国家统一的标准为社会提供服务。

有时，的某些支付不是从一些居民收入中征收上来的，如用增发货币、出卖债券所得来支付福利、救济金，它显然不带有从一些居民转移到另一些居民手中的特点。但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尽管它与前述支付款项的来源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同样不是直接用来购买商品和劳务，这种支付仍然被看做是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是财政预算的一个组成部分。财政盈余等于税收减去在物品与劳务上的开支与转移支付之和后的余额。

转移支付 - 分类

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又分的转移支付和企业的转移支付。

（1）的转移支付大多数带有福利支出性质，等于把的财政收入又通过上述支付还给本人。因而也有人认为的转移支付是负税收。转移支付的作用是重新分配收入，即把收入的一部分由就业者转向失业者，从城市居民转向农民。

（2）企业的转移支付通常是通过捐款与赠款进行的，例如公司对于下属非营利组织的赠款。由于它也不是直接用来购买当年的商品和劳务，因此，这种款项也被认为是转移支付。

有时，的某些支付不是从一些居民收入中征收上来的，如用增发货币、出卖债券所得来支付福利、救济金，它显然不带有从一些居民转移到另一些居民手中的特点。但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尽管它与前述支付款项的来源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同样不是直接用来购买商品和劳务，这种支付仍然被看做是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 - 发展

转移支付在2022年实行分税制体制改革前，中国做了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工作，2022年实行分税制体制改革后才从西文引进了转移支付的概念。中国财政是从2022年开始正式实施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根据IMF《财政统计手册》中的支出分析框架，转移支付有两个层次，一是国际间的转移支付，包括对外捐赠、对外提供商品和劳务、向跨国组织交纳会费；二是国内的转移支付，既有对家庭的转移支付如养老金、住房补贴等，又有对国有企业提供的补贴，还有间的财政资金的转移。

一般我们称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指间的财政资金转移，是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地方重要的预算收入。在西方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分类就是分购买支出和转移支出。

中国目前仍实行的不是很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主要制约因素：一是各级的职责和事权尚未明确划分，财政支出的划分与事权是紧密联系的，难以确定标准的收支概念；二是中国的财政仍十分困难，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充足的财力支持；三是既得利益调整的力度过大，困难很大；四是由于体制、经济结构、自然环境和人口状况等因素影响，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发展能力存在极大差别，致使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地区均衡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五是基础性数据统计、收集有很大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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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有关间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制度，主要目标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均等化目标意味着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公平分享，也有助于区域 经济 、城乡经济协调 发展 。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在许多方面背离均等化目标，不利改革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
关键词：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公共物品；均等化；改革发展成果；分享
Abstract:Financial traner payment is an inter-government allocation of public financial resources whose main aim is to equalize public s, which means equal share of public mateals and s so as to encourage coordination of regional, rural and It seems that the regime of financial traner payment in present China is against the aim of equalization in many respects and thus is not conducive to equal share of the fruits of the
Key Words:financial traner payment; public mateals; equalization; fruits of the reform; share
一、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内涵解析
依公共财政 理论 ，国家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是供应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公共物品（含公共服务）具有不同于私人物品的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一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不 影响 任何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即公共物品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为零，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其二是消费上的非排他性，不能有效排除不愿为公共物品支付费用的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由于公共物品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如果公共物品交由私人在市场上提供，就会出现自己不提供而希望他人提供、自己免费享用的“搭便车”现象，导致公共物品市场供应不足或根本没有供应，出现市场失灵，因此一般认为公共物品只能由公共提供即提供，而不能由私人在市场中提供。提供公共物品后，可以征税的方式强制公共物品消费者支付费用，以解决私人提供公共物品所存在的收费难题。实际上像国防这种消费上的边际成本为零的纯公共物品是很少的，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大多属准公共物品，如水电气、基础设施、 教育 服务、医疗服务、公园、博物馆等，这其中有的具有 自然 垄断性质如水电气、城市公交等，有的具有正的外部性即通常所说的公益事业的公益性质如教育服务、医疗保健服务等。这些准公共物品在容量范围内才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并且可以有效排除不愿支付费用者，因此，准公共物品的部分成本可以市场收费的方式向受益者收取。
国家通过强制征税或市场收费等方式为公共物品的供应筹集资金，形成公共财政资源，然后在不同公共物品提供者之间分配公共财政资源。实际上，公共物品是由不同级别的及其所属部门分别提供的，因此有必要在各级及其部门间分配公共财政资源。公共财政资源在各级及其部门间进行分配包括三个层次并分别对应三项基本的公共财政制度。
（一）分税制财政体制 所谓分税制财政体制，是指在划分各级事权的基础上，按税种划分各级财政收入来源的财政体制。这里所谓的事权，指各级承担的事务性职责，显示国家 政治 权力在不同级别之间的划分。这本来属于宪政而不是财政 问题 ，但在公共财政框架中，这些事务性职责被解读为供应公共物品的职责，因而，应得到相应的财力保障。分税财政体制的基本意义就在于通过划分税种使承担公共物品供应职责的各级拥有自主财源，能够根据本地居民的偏好自主决定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范围与数量。可见，分税财政体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体现财政分权思想并追求财政分权所带来的好处，如制约权力，遏制任何对公共开支的垄断从而出现使用上的低效率等 ［1］ 。
（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分税制只是对公共财政资源的初次分配。按税种划分各级财政收入来源，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经济落后地区地方通过地方税所筹集的财政收入非常有限，不能满足向本地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物品的需要；相反，经济发达地区地方由于税源充沛，通过同样税种所筹集的财政收入非常可观，超过提供基本公共物品的需要。换句话说，分税财政体制可能在间造成财力不均衡现象。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纵向财力不均衡，即不同级别间财政能力不同，财权与事权不平衡；其二是横向财力不均衡，即同一级别不同地区的地方间财政能力不同，财权与事权不平衡。这种财力不均衡导致财力不足的地方要么减少公共物品的供应，要么通过非正式制度安排为公共物品融资（这正是我国地方债务规模过大的原因）。
分税制所带来的间财力不均衡的制度性解决办法就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调整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它的存在以分税制为前提，实质是在分税制对公共财政资源进行初次分配所形成的间利益格局基础上的公共财政资源的再分配。体现财政分权思想的分税制使得各级地方利益相对并因此而拥有相对的人格和自主财源。只是因为按税种划分的各级的自主财源，可能产生间财政能力不均衡现象，才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予以解决。其实，财政均衡目标在财政集权制下可以方便地实现，即由集中全国的财政收入再分配给各级地方。不过在财政集权制下，地方被视作的附庸，没有相对的利益和的人格，分配财政资源给地方是按意志进行的，并不存在转移支付制度。此外，在财政学中，财政支出被分为购买性支出与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分为间的转移支付与对居民的转移支付，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的转移支付仅指间的公共财政资源的单向转移，不包括对个人（家庭、 企业 等）的转移支付。这种间公共财政资金的单向转移，既包括上级对下级和下级对上级的转移支付，也包括财政资金在同级间的横向转移。多数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只涉及上级对下级的转移支付，只有少数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涉及下级对上级的转移支付（上解）和同级间的横向转移支付。
（三）预算制度 预算制度通过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及调整等程序解决公共财政资源在不同公共物品中的配置，决定向居民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种类和数量。不同的预算安排意味着不同的公共物品组合。由于公共物品是由部门及所属的事业单位具体提供的，因此预算的实质就是在各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间分配公共财政资源。分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间分配和再分配公共财政资源，为预算分配提供了制度和资金保障。
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
一般认为，均衡财政能力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包括纵向财政均衡与横向财政均衡。
纵向财政均衡指各级所拥有的财力与其所承担的事务性职责大体平衡，即财权与事权平衡，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责任大体相当。每一级都依法或依上级的委托承担相应的职责，为履行这些职责必须有相应的资金保证，纵向财政均衡的目标旨在为各级履行职能提供资金保障和制度保障。虽然各级依法承担的职责是不能放弃的，但如果没有相应的资金保障，必将影响职能的履行。可见纵向财政均衡的目标是由职能的法定性和不可放弃性所决定的。
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中，职能被表述为财政职能。虽然（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因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并不完全一致，但两者大体上存在对应关系。按照马斯格雷夫的观点，国家财政职能包括资源配置、稳定经济、收入再分配三项。宏观经济稳定职能即一般所谓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只能归，因为拥有对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垄断权。收入再分配职能也主要归，因为如果地方主导收入再分配的话，实施积极的收入再分配的地区将吸引更多低收入者并使高收入者移出该地区，结果导致收入分配政策失败。因此，地方主要行使资源配置职能，即将公共财政资源用于生产或资助生产公共物品并提供给辖区居民 ［2］ 。由于不仅负责提供如国防、外交等全国性公共物品的职能，而且承担宏观经济调控及收入再分配职能，因此在通过分税制进行公共财政资源的初次分配时，更多地向倾斜，结果导致集中的财政资源大大超过其履行职能所需，而地方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基层所获自主财力远不能满足其承担职能的需要。与地方职能分配是导致纵向财政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并且在我国，由于 法律 上对各级事权划分不甚明晰，上级往往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职责交给下，而在财政资源的分配上则倾向于掌控更多财源。这种事权下沉、财权上浮（向上集中）的现象加剧了间财力不均衡现象，地方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基层其事权与财权不平衡的现象非常突出，严重影响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实现纵向财政均衡目标上没能很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我国地方特别是基层财政困境、债务规模过大的主要原因。
横向财政均衡是指同一级别不同地区的地方提供公共物品的财政能力基本相同，旨在使同级地方提供的公共物品均等化。提供公共物品的水平取决于所掌控的公共财政资源的规模。例如我国经济上的落后使得我国以前对义务教育这一公共物品所承担的责任有限。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财政收入的规模在不断增大，开始具备提供义务教育的财政能力。横向财政均衡的目标只是使同级地方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基本相同，但这一公共服务水平本身并不是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决定的。公共服务水平与税负水平密切相关，税法的制定就决定了一国的全部产出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比例。横向财政均衡的目标是在一国用于提供公共物品的公共财政资源规模既定的前提下，使不同的地区提供的公共物品水平基本相同。在我国，分税制对公共财政资源划一的分配办法必将使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通过自主财源所集中的财政收入差别较大，从而使不同地区提供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不尽相同。均等化的目标就是通过财政资源从财力较强的地区向财力较弱的地区的转移支付来平衡这种财力差距。
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三种情形：上级对下级的转移支付，下级对上级的转移支付（我国称上解）、同级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除德国等少数国家建立了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外，多数国家的转移支付制度只涉及上级对下级的纵向转移支付。这里的问题是均等化目标如何通过上级对下级的转移支付实现？这除了要求应根据提供相同水平公共物品的不同财政能力决定对同级但不同地区地方的转移支付数额外，还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集中足够的公共财政资源以使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具有提供均等化所要求的公共物品水平的财政能力，否则单靠上级对下级的转移支付是无法实现均等化目标的，还必须辅之以下级对上级的转移支付即相对提供均等化公共物品而财力有余的地方应将多余的财力上解给上级。可见，理论上讲，仅靠上级对下级的纵向转移支付也可实现均等化目标，而不必诉诸横向转移支付。但如果因此而导致地方通过分税制而拥有的自主财源非常有限的话，那么通过分税制而实行财政分权的意义将遭到削弱，因此应辅之以下级对上级的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上解），而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只是将上解上级的财政资金直接转移给同级，没有存在的必然性。
公共物品均等化的衡量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公共物品均等化意味着 社会 公平，意味着公共物品的公平分享，对这一目标的任何偏离都可能影响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必要性。我们认为，公共物品均等化应以居民对公共物品的人均消费水平来衡量，而这种人均消费水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均财政支出水平，因此公共物品均等化就意味着人均财政支出水平基本相同，其制度含义就是原则上应按人均财政支出水平 计算 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额。均等化目标并不要求不同地区居民所消费的公共物品在种类、数量与质量方面都相同，而是人均消费水平相同。因为不同地区居民对公共物品的偏好具有差异性，例如我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如京津、京沪、广深对城际快速列车有消费需求，但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对道路 交通 等基础设施的需求则只是满足客货运输的基本需要，高速度所带来的高消费已经超出其经济发展水平所需求的消费水平。 农村 需要水利设施和农业 科技 服务等，而城镇则需要城市交通、公园及绿化等市政建设。此外，相同的公共物品在不同地区的提供成本是不同的，例如在高原地区与在平原地区修建相同质量的道路的成本就不同，在城市和农村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的成本也会因为人工成本的差异而不同。这样，相同的人均财政支出水平可能因为公共物品成本上的差异并不一定带来相同的人均公共物品消费水平。尽管如此，我们仍强烈主张，象多数国家如德国等一样，以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来衡量公共物品均等化目标。因为对于地方所提供的众多公共物品而言，成本因素所带来的有利与不利可能相互抵消，对均等化目标的干扰可能并没有想象的大，而且要精确测算各种因素对均等化目标的干扰程度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不赞同多数学者所主张的“因素法”，“因素法”不仅人为地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复杂化，而且可能成为利益博弈的目标而影响制度的公平性与稳定性。
不从公共物品的消费者的角度而是从公共物品供应的角度评价均等化目标是否更为可取？例如把公共物品分解为具体项目，分别计算各地提供相同水平的公共物品所需的成本即财政支出数额，累加在一起即可得出各地为实现均等化目标所需的财政支出数额并可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其转移支付数额。表面上看，这一思路有其合理性。首先是可能有效克服成本因素对均等化目标的干扰。其次，不同的公共物品其受益者是各不相同的，这些受益者的人数可能与各地的总人口正相关，也可能不相干，分项计算比不考虑公共物品的具体项目而按总人口计算实现均等化目标所需的财政支出数额似乎更 科学 。然而分项计算的问题更多。首先是各地居民对公共物品偏好的差异性决定了缺乏界定相同的公共物品消费水平的一致性基础。其次，如教育、医疗等大多数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实际受益人数都与总人口正相关，因此以总人口为基础计算而不是按 医院 床位数、在校学生人数等实际项目计算所需财政支出数额并非没有道理。相反，按具体项目计算有可能演变为对既得利益的维护或者对不合理现实的迁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分项计算仍然需要确定同一公共物品的相同消费水平的衡量标准，这一衡量标准仍然离不开以总人口为基础的平均消费水平，比如每1万人的床位数、在校学生人数、公路长度等。问题的实质是，公共物品的均等化本身这就意味着一国的全体居民从提供的公共物品中获益程度基本相同，因此均等化目标最终还是以公共物品的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来衡量。
与均等化目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宏观经济调控与均等化目标的关系，因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制多数是背离均等化目标的，例如宏观调控的非均衡发展目标就意味着公共财政资源向优先发展地区倾斜。我们认为，宏观调控应该以在转移支付后的本级财政支出实施，同样地方在辖区内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只能于财政转移支付后所实际拥有的财力限度内实施。换句话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捍卫社会公平即公共物品均等化为基本目标而原则上不承担宏观调控职能，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体现在预算安排中。这种定位使宏观调控不致干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目标，但也表明以均等化所指示的公共财政资源分配上的公平并非公共财政制度的唯一目标，也不具绝对优先性，为矫正市场失灵而进行的宏观调控允许公共财政资源的倾斜性配置。其实，转移支付本身也不是以均等化为惟一目标，例如附条件的转移支付很多时候就体现了的宏观调控目的。
除财政均衡目标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否还存在其他目标？答案是肯定的。例如前面提到的附条件的转移支付（专项补助）主要不是以均等化为目标，其中的某些补助项目就旨在贯彻的宏观经济政策。专项转移支付由于限定了用途，地方只能用于指定的用途，不能挪作他用，实质上体现了对地方的干预，即用来实现认为必须保证的某些基本公共物品。专项转移支付有时用来弥补地方提供的公共物品所产生的跨辖区的外溢性。但专项转移支付比例过大不仅蚕食地方的自主权，使分税制所体现的财政分权有名无实，而且可能使均等化目标不能实现，因此理论界更倾向于不附条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这种一般性转移支付以均等化为目标，但在我国还对少数地区、老区及边境地区提高转移支付数额，表明我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还渗进了政治目标。
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的意义
以公共物品均等化为主要目标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其宪政基础之一是宪法所规定的平等原则。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所有公民都应平等地享有权利并平等地履行义务。平等享有权利，不仅指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平等权利，而且包括享受公共物品方面的平等权利。这意味着，中华人公民，不管居住在何处，都有权享有均等化的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这本应是平等原则题中应有之义，但遗憾的是我们通常关注私法性权利的平等和政治权利的平等，而忽略了同等重要的享有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的平等权利。事实上，虽然福利水平不同，用于提供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的公共财政资源占整个国民产出的比例不尽相同，但即使最低福利水平国家也占有相当比例，这表明一国的经济资源用于公共物品的部分相对于用于私人物品的部分并非无足轻重，在福利国家前者甚至远高于后者。因此对公共物品的平等消费权利其意义不亚于平等参与市场活动的权利。
公民平等享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对于保障基本即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德国《基本法》明定“公民生存条件一致性”为公民权利 ［3］ 。可以想象，强大的国防、良好的治安不仅能够强有力地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而且也是谋求个人的发展所必须的外部环境，因而也有利于公民发展权的实现。此外，很多由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如道路交通、水电气、通信设施、教育服务、医疗服务等，虽然与公民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直接关系不大，但与经济发展及公民个人的发展关系极大。便利的交通，发达的通信设施，缩短了市场参与者的空间距离，极大地方便了市场中物资、人员及信息的交流，是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基础条件，也为个人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与物质保障。直接为个人提供的（准）公共服务，如教育服务、医疗服务等，不仅为公民发展权的实现提供了条件，而且缩减了公民在参与市场竞争时由于外在条件的差异而导致的起点不公平，有利于公民个人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总之，平等享有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对于保障基本即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另外一个宪政基础就是基本保障。需要指出的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只保障各级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不涉及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具体种类的安排，这是预算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只是保障以辖区为界的居民的集体，并经预算制度间接保障公民的个体。
公民依据宪法平等享有公共物品的权利使公民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得到有力保障，对于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经过2022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化改革，整个国民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注目。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所必然伴随的一个现象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非常突出，改革发展成果并没有被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公平分享。这种状况不改变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危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从改革发展中获益，能够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已经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我们认为，改革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既包括市场所提供的私人物品的公平分享，也包括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公平分享。公共物品更有理由公平分享，因为私人物品的公平分享可能一定程度上牺牲市场效率，但公共物品本来就不是由市场提供的，不直接涉及市场效率问题，并且依公共物品的本质公共物品不属于特定社会成员的私人产权范围，理应在社会成员之间公平分享。市场提供效率，提供公平，这话虽不完全正确，例如为维护宏观经济稳定而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控，很多时候需要依靠资源与权利的倾斜配置，对效率的考量压倒了对公平的追求，但有关公共财政资源分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公共服务均等化而不是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为基本目标已成理论界的共识。如果私人物品的分配即市场化的收入分配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维护市场效率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提供的公共物品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则是必然的选择。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该象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成为维护社会公平的坚实的制度基础。
公民平等享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对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意义重大。简单地指责市场化的收入分配机制导致少数社会成员从改革发展中获益更多可能是不理性的。实质上讲，众多社会成员较少从改革发展中获益其主要原因恰恰是这些社会成员没能平等分享到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有二个，其一是改革开放2022年来我国所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公共财政资源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其二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长期以来游离于公共财政体制之外，很少分享到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

中国葫芦型社会
背景: 2022年，趋势大前研一直指目前乃至全球普遍的发展趋势是“M型”。李凯洛对中国社会财富结构和市场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中国社会形态既非M型，也非橄榄球型或金字塔型，而是呈现出一个巨大的葫芦状，用葫芦型更能直观准确地描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财富结构形态和市场结构。
时间：2022年
属性: 社科类
概要: 中国社会财富结构形态和市场结构分布呈现为一个巨大的葫芦形，从上到下，分别对应着富豪、中富、中产、准中产、小康、中下、底层七大阶层。位于葫芦顶端的一级城市引领了中国的消费升级浪潮，位于葫芦底部的众多新兴城市，将激起更巨大的消费潜流，囊括巨大未来市场的葫芦的“大肚子”部分，是中国容量最大潜力最大的市场，该市场消费者的主权思想将成为支撑中国商业发展的主导思想。
价值:李凯洛对中国社会财富结构与市场结构的精准分析定位，揭示了未来2022年，中国三、四级城市将成为中国品牌和世界品牌争霸的主。
新快乐经济幸福学说
背景: 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全球经济一片萧条，李凯洛通过对全球经济现象与快乐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分析，提出新快乐经济幸福学说，认为快乐也是一种生产力，以快乐幸福为主题的营销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认同。
时间：2022年
属性: 社科/商业类
概要: 最早对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是的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A·Easterlin），他在2022年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即收入和快乐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而李凯洛先生提出的新快乐经济幸福学（The New Economics of Happiness）的观点强调快乐也是一种生产力，在全球经济萧条心理灰暗的时期，人们更加需要快乐，注重幸福感。价值: 与过去重在研究快乐幸福与收入之间关系的西方快乐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快乐经济幸福学说重在快乐幸福与消费的关系研究，把快乐幸福与收入、快乐幸福与消费二者同等重视起来，以提高人的主观幸福感为核心，将学理观点延伸到商业研究中，更明确地提出商品交易过程中的关键在于如何给予顾客更多的快乐体验和幸福感等微观实用思想。
试客经济
背景: 从原始的街头派送到试用网站，再到最新的样品实验室，体验营销日益成为新时代营销的主流。李凯洛提出，试客群体的出现，试客营销的兴起，必将催生出一种新的商业经济形态——试客经济（Test Marketing）。
时间：2022年
属性: 商业类
概要: 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经济形态。所谓“试客”，是指醉心于购物前先从互联网上免费索取相关商家的试用赠品，经过认真试用，并与其他爱好者相互交流后才付诸购买的一类网民。与试客一群体共生的种种相关商业形态，就形成了“试客经济”。 “试客族”的人群也不会只局限于受过较高教育的年轻人，热衷网购的家庭主妇们将是“试客族”的新生力军。
价值：体验式营销被认为是未来最具价值的营销模式。通过对试客经济的全面解析，为企业和商家角逐市场，提高品牌运作水平提出新的商业模式营销思路。
产业发展新力学观点
背景: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扩大内需”成为中国时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李凯洛从力学的角度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新的战略思路。
时间：2022年
属性: 产业经济类
概要: 产业强、商业兴、品牌立，只有产业强，商业兴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品牌立。产业与品牌核心的支点是商业，中国经济运行方式由生产决定型向流通主导型转变，未来将是“流通创造利润”时代, 产业、技术、品牌的潜在价值都需要且只能通过商业来完成与市场的价值转换。
价值: 在全球需求萎缩、经济低迷的形势下，李凯洛立足中国产业实景，从力学角度提出中国企业应加强建设内需市场，掌控高端生产能力，提供了新的产业发展战略观点。
产业转移生态论
背景: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减速，全球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势和特点，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给国际产业转移带来了新趋势。李凯洛针对中国区内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呈现的种种趋势和现象深入研究后予以分析归纳，从生物学的全新观点诠释产业转移。
时间：2022年
属性: 产业经济类
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李凯洛从生态论的角度，用更直观的表达方式剖析总结了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发展现象，产业转移生态论对蝗虫、蚯蚓、候鸟、榕树四大生物型经济现象的深刻解构，为推动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带来新的思路与思考。
蝗虫经济
时间：2022年
属性: 产业经济类
概要:在经济形态中我们将那些像蝗虫一样，飞来飞去，四处掠夺资源，获取短期利益，缺乏长远发展眼光的企业称之为蝗虫企业。蝗虫经济不但当地自然生态、社会环境，也会削弱其未来的经济增长基础和价值。
价值：蝗虫经济理论隶属于产业经济生态论，对于产业转移中四处掠夺资源获取短期利润的企业，用蝗虫予以形象说明，蝗虫经济的恶性后果一目昭然。
蚯蚓经济
时间：2022年
属性: 产业经济类
概要:蚯蚓疏松土壤，增加土壤有机质并改善结构，在为自己开拓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的同时也为其它的植物生存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在经济发展中，很多企业像蚯蚓一样具备很强的生存能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踏实务实地发展和提高自身价值的同时，与环境与社会和谐共生，并推动当地经济获得可持续性发展，我们形象的将这种经济现象称之为蚯蚓经济。
价值：蚯蚓经济理论隶属于产业经济生态论，对于产业转移中那些与环境和谐生存的企业，用蚯蚓形象代指，直观准确。
候鸟经济
时间：2022年
属性: 产业经济类
概要: 候鸟具有沿纬度季节迁移的特性，随着季节变化而南北迁移。哪里资源丰富、成本低廉，企业就转向哪里——这种经常迁移，逐利而居的企业现象我们称作候鸟经济。候鸟型企业属于典型的投机取巧型企业，候鸟经济有短期贡献但缺乏给一个地区带来长久持续的发展。
价值：候鸟经济理论隶属于产业经济生态论，对于产业转移中那些逐利而居的企业，用候鸟代指形象可感，候鸟经济理论的提出给产业转移中的和企业带来新的思考。
榕树经济
时间：2022年
属性: 产业经济类
概要: 榕树以枝叶繁茂，树冠巨大，与榕树这种独木成林现象相映成趣的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企业像榕树那样根深叶茂，形成实力雄厚、带动力强并具备相当投资规模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骨干企业，这种经济现象我们称之为榕树经济。
价值：榕树经济理论隶属于产业经济生态论，对于产业转移中那些不断做大、做强、做深的企业，用榕树这种大家熟知的植物形象说明，直观的剖析总结了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发展现象。
品牌生态学说
背景: 全球一体化趋势和资本介入传统行业的加剧，产品同质化、营销同质化的竞争开始卡住“高端企业”的咽喉。李凯洛用生态论的全新观点直指复杂的商业竞争和本能的生物竞争有着相同的生存逻辑，产业有序化升级运动背后的支配规律正是生物生存逻辑的力量和作用。
时间：2022年
属性: 品牌与商业类
价值: 品牌生态学说包括品牌进化论、品牌分化论以及品牌竞争三大生存法则，复杂的商业竞争和本能的生物竞争有着相同的生存逻辑，从生物的竞争中寻找自然选择法则，解读商业动态，就能更容易地看清产业整体走势，从而做到顺势而为，成为猎手而不是猎物。李凯洛从物种进化生态学的独特角度，提出品牌生态学说，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高瞻远瞩的商业思想启迪。
品牌进化论
时间：2022年
属性: 品牌与商业类
概要:在商业竞争环境里，每个品牌都是处于品牌竞争环境中的一个“生态物种”，是需经历过激烈斗争而生存下来的“物种”。在险象环生的品牌生物链中，稍有不慎，便会被“吃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有不断的变革、进化，才能拓展中国品牌的生存空间。
价值：李凯洛先生创立的品牌进化论属于品牌生态学说分支，以达尔文之生物进化论的角度重新审视品牌的生命历程及其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给企业带来新的商业启示。
品牌分化论
时间：2022年
属性: 品牌与商业类
概要:分化这个词来源于生物学。从品牌竞争角度而言，分化意味着一种思想，一种眼光，在产品同质化、营销同质化的竞争时代，自身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整体供养能力才是真正的大者能量，罔顾这些深层能力而进行理想化的扩张，只能制造更多的枯枝。只有开拓品牌与渠道价值，调整战略路径，走向更高的层次，才能获得新的成长空间。
价值：品牌分化论属于品牌生态学说分支，分化是由物种的多样性遗传、创新和稼接形成的，品牌分化论从生态学的角度形象揭示了品牌创新的过程，给中国企业参与现代品牌竞争带来全新的战略思考。
品牌竞争三大生物法则
时间：2022年
属性: 品牌与商业类
概要: 从生态商业学的角度上来看，商业竞争有食物匹配，大者，生态龛位三大生物法则。在商业上，每个品牌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企业家要找寻自己的生态龛位，这是生存的关健。
价值：品牌竞争三大生物法则属于品牌生态学说分支。品牌生态环境始终在不断的变化，如何拓展中国品牌的生存空间？找准适合生存的生态位，不断改善生存条件，是每个品牌存活下来的关键。李凯洛用食物匹配，大者，生态龛位三大生物法则深刻揭示了品牌生存之道。
品牌超限战论
背景:针对品牌发展规律模式和中国实情，李凯洛提出品牌超限战论，为中国企业和中国品牌在全球化的市场中如何竞争提供了新的品牌战略战术。
时间：2022年
属性: 品牌类
概要: 超限战来源于军事术语。在商业战争中，品牌超限战是指跨越传统界限、突破传统手段的品牌塑造方法。品牌超限战强调弱小的一方，要尽量设计领先者不能采用或者不适合采用的战略。
价值: 李凯洛提出品牌超限战论，为中国企业在打造品牌和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过程中如何以小制强，以智取胜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品牌战略兵法。

技术转移工作对人的要求很高，需要有专业背景、懂技术和、有国际化视野的专业技术转移人才。
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国家的技术转移人才专业职称体系并不健全。”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高级咨询师李柏峰向《中国科学报》介绍，目前，科研人员有研究员职称序列，工程技术人员有工程师职称序列，人员有经济师职称序列，“但技术转移人员还没有设置相应的职称序列。”
正是看到这样的不足，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的《大纲》中提出，“国家技术转移专业人员能力等级培训按照分层次培养的原则，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并按照初级技术经纪人、中级技术经纪人和高级技术经理人三个等级设置培训课程”。《大纲》设置了四个课程模块，分别为公共知识模块、政策法规模块、实务技能模块、能力提升模块。

1、企业转移支付是指一个大的企业的一个分支用钱去购买另一个分支生产的商品，这样在内部可以控制商品的价格，将利润进行转移；而且还包括对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慈善捐款和消费者呆账。这是书上的定义。这看起来有些让人不是很明白，感觉这个定义中三个方面是拼凑在一起的，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其实这个定义的关键点在于转移支付，所谓转移支付就是财产无偿地由一方转移到另一方，是无偿的，是单方面的给予。现在再看定义中的三个方面就很容易理解了。又因为行为的主体为企业，所以叫企业转移支付。
2、一个大的企业的一个分支用钱去购买另一个分支生产的商品，这样在内部可以控制商品的价格，将利润进行转移，这样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或者内部交易，一般是为了合理避税和美化财务报表。比如，一个分公司赚了很多钱，另一个分公司亏了很多钱，总公司为了避免赚钱公司的缴税，就可以以远远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购买亏钱公司的材料，这样赚钱公司的利润转移到了亏钱公司，亏钱公司的财务报表也好看了，一举两得。这是很多跨国公司的常用伎俩。
3、宏观确实比微观简单些，你之所以会觉得难是因为GDP是宏观的第一章内容，偏重于实务，而且各国因国情等不同，在GDP的很多处理细节上会有所不同，所以当你看了不止一个版本的宏观教材后可能会陷入混乱，觉得这是一个说法，那又是一个说法，其实不必担心，它们是大同小异的，没有本质区别，你只需记住最重要的内容就行了。
4、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建议这样的看书顺序：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多恩的《宏观经济学》、罗伯特巴罗的《宏观经济学：现代观点》、戴维罗默的《高级宏观经济学》。其中前三本是采取凯恩斯主义的传统编写模式编写的，高的结构清晰，言简意赅，是入门级的最好教材，曼的属于中级教材，也不算太难，很全面，是最流行的外国大学教材，多的2022年代开始出版，一直更新，内容丰富，难度较大，正好可以提升使用，而且本书最大的特色是附录和备注非常全面，它几乎引用了所有的经济学论文，可谓经济学的百科全书。罗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代表巴罗所写，编写模式完全是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理论体系编写的，与凯恩斯式的风格迥异，令人耳目一新，可看完以上书籍之后对比着学习，好好体悟领会，必受益良多。最后一本是高级宏观经济学，结构条理很清晰，是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典范，而且读起来不生硬，也不抽象。另外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萨克斯的《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和布兰查德的《宏观经济学》也是很优秀的书籍，值得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