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银行总审计师

反正我不喜欢孙中山，也不喜欢媒体，中山没法评价，至于媒体就喜欢吹些特别的赚眼球，，所以此题无解。（不过相比中山我会更喜欢炯）

陈炯明(1878年-1933年)，粤系军事将领，中国军事家，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17年帮助孙中山打响护法战争，对抗袁世凯。他在军事上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在广东的发展。他在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与孙中山意见不合，他的部下不满孙“过河拆桥”对待陈，于1922年6月围攻总统府，意在驱逐孙中山离开广东。孙中山逃到永丰舰。孙于次年收买陈手下部将，陈于是遭到所有效忠孙中山的军队的讨伐，被迫离开广州。孙派人暗杀邓铿，并将责任推到陈身上。1925年他的残部被李宗仁等的桂系军摧毁，逃到香港，创建中国致公党，任总理，继续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奔走。后病卒于香港。 陈炯明主政广东期间颇有建树，且作风廉洁。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因广东现实的困难，认为孙中山的北伐革命不切实际而反对。其对广东的贡献有： 政治上，实施“联省自治”，使广东成为全国的“模范省”。建立了现代的政治机构，如：广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导进行。立法、行政、财政、审计等机构运行有序。推行基层民主和自治，精兵简政，与民休息。 经济上，兴办实业，兴建公路，扶持民企等，使广东在民国期间得到最好的发展。 教育上，私立学校兴盛，为全国之最；发展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请陈独秀任省教育长。 社会生活上，革除陋俗，主要禁绝烟赌，使之绝迹，民风大好。 陈炯明与孙中山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人印象里，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上海。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是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把历史事件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考察，还是率由旧章，简单地用“乱臣贼子”、“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封建罪名，作为定谳，实在无助于重新厘正这笔历史旧账…… 根本分歧 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它们是紧紧相扣的。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 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陈炯明叛国史》也说：“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年2月）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举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日，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

少年东渡日本，攻读明治大学商科，1909年毕业获商学士学位。回国后，应试经济特科，清政府收入商科举人学衙。因才华过人，深受当局重视，先后派任大清银行（即后中国银行)总司帐，交通银行总会计，四川总督署文案委员，四川劝业道商务科长等职。在任商务科长时，即举办商务传习所，自任所长讲授复式会计，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新式会计人才。由当时教育家胡元聘为两湖明德大学教授，讲授复式会计，著有《薄记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先于《银行会计学》)，是中国第一部有关记帐的著作，对学生启迪很大。谢霖教授以“母实业而父教育”的宗旨，在担任各种职务的同时，十分重视会计教育。他在热心教育事业，建立会计师制度，改革会计制度，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和传播会计知识等方面，为中国会计科学发展和会计工作实践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愧为中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在工作中谢霖感到，甲午战争（1894年)后割地赔款，清政府更加衰弱。外国人乘势来华兴办实业，掠夺中国资源剥削中国廉价劳工。有识国人不甘坐待宰割，于是一些官办、商办企业相继出现，这是振兴实业的开端，这是大好事！但中国旧式收支会计已不能适应需要。谢师提出应改革会计，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因多数有识之士赞同，改革才得开始。谢师一面开展调查研究，主要以钱庄、票号的中式帐为对象，同时开设讲习所，分批调集大清银行、交通银行的会计人员进行培训。将收支单式记帐改为借贷复式记帐。1912年总结两行会计改革实践，加以系统化、规范化，编著了《实用银行会计》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为小商店设计了《改良中式帐》，著有专辑，使小商店在结帐、纳税时具有规范的数据。他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改革会计一举成功，震动了经济界，全国工商企业争相效法，使中国由传统的单式记帐向科学的复式记帐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并为借贷复式记帐法在中国的运用打下了坚实基础。1918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战争期间（1914—1918年)，帝国主义国家在欧洲战场上互相拼杀，顾不上东方了，中国的官僚和民族资该企业，乃乘机急剧发展起来。公司商行的组建、资本的筹集、会计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的设计，经济纠纷的解决，都迫切需要公共会计师的服务，而当时中国却没有这种学有专长、以业主身份自行开业、独立、公正、为社会公众担任审计查帐、会计咨询的公共会计师。一切对外经济纠纷、涉讼案件都要听公共会计师的意见的，都要受在中国开业的外国公共会计师的操纵，中方往往吃亏，甚至双方都为中国人的案件，也要找外国公共会计师解决。谢霖深感于此，又鉴于日本在1914年前后纷纷创立了“会计事务所”，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谢霖于1918年6月上书旧农商、财政两部，建议设立“中国会计师制度”。农商部是当时北洋政府主管全国工、农商业经济的部门，认为谢的申请“有利商民”，很快同意，并委托谢霖起草了《会计师暂行章程》10条。《章程》规定:凡中国人民年满30以上、大学经济学科毕业主修会计的，或曾在资本50万元的银行或公司任主要会计人员5年以上的，经农商部批准，即给予会计师证书，准其开业，办理会计的组织、查核、整理、证明、鉴定、和解等事务。于同年9月7日（也有资料说为9月6日）公布试行。同时向他颁发了第一号会计师证书，是中国第一个会计师。也曾被孙中山大总统聘为孙中山陆海大元帅府的会计长。191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去北京大学讲授新会计，后又任教于上海商学院、光华大学、复旦大学、重庆大学商学院、铭贤学院等。为执行会计师制度，谢霖在银行周报上刊出广告，在北京、天津分别成立正则会计师事务所（和秦开等人），面向社会公众，执行公共会计师业务。这样，谢就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公共会计师，正则会计师事务所就成为中国办理公共会计师业务的第一个会计师事务所。随着业务的开展，“正则”会计师事务所的分支机构遍及中国南北，比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镇江、扬州、杭州、芜湖、南昌、长沙、常德、汉口、广州、重庆、成都、青岛、济南、开封、太原、衡阳、湘潭、沙市等二十多个大中城市，都开展了执业会计师业务。当时，“正则”与“立信”齐名，在全国会计界中享有很高的信誉。为1949年前中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凡设有会计师事务所的地方，都办有正则会计补习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初、中级会计人才。谢霖在北京设正则会计事务所后，某律师认为抢了他的生意，对谢曾恶语相伤，进行人身攻击。谢认为新生事务的出现，总会有人不能理解，一笑置之，未与争辩。谢霖先后设计会计制度若干种，设计前必须先进行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如1934年山西省政府修建同蒲铁路时，邀请上海几家会计师事务所代拟会计制度，只正则应邀前去。经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将会计科目、凭证、帐册、报表等系统化、规范化，实施后效果明显，得到国内其它几条铁路的会计专家的高度赞赏。对会计人员的培训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谆谆告诫: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即或当时法律不够完善，只能遵从，但可反映意见。要学法懂法，要学习民法及刑法有关部分，要学习有关商事法规，办事要持公正态度。要以单据、帐册为依据，不应虚伪呈述，不能稍涉偏私，必须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谢师于百忙中仍坚持履行会计顾问职责，1944年重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作为中国实业界代表，将出席美国国际通商会议，特来成都请谢霖同去。会上卢与加拿大代表谈妥以1275万加元，购买九艘轮船。谢师向加方索要造价单及预算方案。经审核发现，按照美国国际造船价格标准，加方定价偏高。双方再次研讨，加方同意减收150万加元和十年本息一次还清。此事使外国代表非常佩服。不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即授予谢霖名誉博士。1937年日本侵占上海后，时任上海光华大学商学院院长的谢霖受光华大学校长张寿庸的委托，前往成都筹办分校。谢毅然辞去中央银行秘书长职务，衔命筹办光华大学分部。谢早年曾在四川工作，具有崇高威望。先在城内王家坝租赁房屋，于1938年3月1日开学（为西南财经大学渊源之一）。继则多方奔走集资。土地、建房和一切资金都由社会士绅捐助。在建校期间，谢既领导校务又上课，还管建房，经常城内城外往返奔忙，呕心沥血，备受辛劳，终于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白手起家，在成都草堂寺西建起了一所新校舍。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厅、体育场、食堂、宿舍、浴室一应俱全。小桥流水，垂柳疏篱，鸟语花香，窗明几净，是一处幽静的读书环境。1938年秋末冬初即全部迁入新校舍。师生们对建房速度之快，深为感佩，认为学校的一草一树都凝聚着谢师的心血。谢霖对学生要求严格，常在朝会上告诫学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前方将士正浴血抗战，才换来个安宁的学习环境，不努力学习，怎么对得起抗日战士?中国遭受日本侵略，原因是中国贫穷落后。要使国家富强，大家就要努力学习，学成后为国出力，我们是炎黄子孙，要发扬祖先遗德，光我华夏！”谢霖对学生既严又爱，上课时要点名，晚上要查寝室。考试很严格，不及格者要补考或重读，成绩特差者要留级、直至退学。对成绩优秀的学生给予奖学金。奖惩分明，激励学生勤奋向上。对个别生活作风不好的学生谆谆告诫，如坚持不改情节严重者要给予退学处分。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尽量安排半工半读，或给予私人帮助，对经济困难的教工也常给私人帮助。谢霖生活俭朴。在光华大学只领上课工资，不领校长津贴。他有许多事务所，收入不是很少。他的事务所除发给工作人员工资外，还免费供给伙食，对少数无住处者，还提供住房。最后他还是两袖清风，节俭度日，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谢霖以务实精神办学，主张学以致用。要求学生不但要学理论，还要有操作能力。他担任多种课程的教学工作，由于他有高深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讲课深入浅出，富于启发。他在讲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等课时，不是简单地讲条文，而是用大量的案例，形象而生动地运用条文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处理。这样的讲课，学生容易理解印象也深。但在课堂上，他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完。有一些问题，他有意地引而不发不作结论，留待学生去思考。他说“学而不思则罔”，“学要有所思，才能有所得”，这种富于启发的教学方法，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帮助很大。此外，他注重学生操作能力的培养，在讲授银行会计铁路会计等课时，除课堂讲授和课堂实习外，在学完这些课程后，留有一套总习题，让学生在假期内习作，下期开学报到时交卷。这套实习题从凭证到报表，都是正规帐页，由商务印书馆发售。他说是练兵。如只用“T”字形帐户，将来工作时会不知所措。他还利用假期安排高年级学生去工商企业实习，实习地点多由谢霖介绍。学生在实习期间担任部分具体工作，对学生工作能力的培养起很大作用。当时大学生毕业即面临失业，有些学生在实习中和企业建立了关系，毕业后即到这些企业工作。谢霖为学生谋求工作至为操劳，为不少学生介绍了工作，而且曾成批地介绍去资源委员会、直接税局、田粮管理处、盐管局等。谢霖对青年教师十分关怀，要求严格，他常检查助教的实习课，抽查实习题和批改的作业卷，发现问题及时指正。在新留助教前，他亲自谈话说：留在学校工作，要有吃苦精神，学校经费困难，待遇菲薄，你们如另有高就，会得到更多的薪金。但人生在世，不能只为自己着想，应该先为社会尽义务、安贫乐道。其次教师要作“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首先自身要“学而不厌”，要“业精于勤”，自己要刻苦学习，如你知道的和学生差不多、或只略高一筹，你在教学中必然捉襟见肘、非常被动，教学是艰苦的工作，要下苦功才行，同时教师不能只是独善其身，不能只是“学而不厌”，还要“诲人不倦”。诲人是教师的职责，不能把教书当作是贩卖知识，上课就讲、下课不管。不能把先生和学生的关系只是当作知识的接受关系。先生要爱护学生、关心学生、体谅学生、要急学生所急、要引导学生奋发向上，这就叫“诲人。”这个诲人不是偶尔为之，而是“诲人不倦”，不如此，那就会造成上课是先生下课是路人……。这些话确是一个教育家的名言，有很深的哲理，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从海丰自治、广东独立到遥远而璀璨的安那琪梦想。陈炯明决心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为广东父老、为亿兆苍生找一条新路子。史料记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每日不分昼夜办公读书，寝无定时，且为时极短”。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陈炯明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1920年8月31日，在发往华盛顿的一份报告里，美国驻厦门领事凯利顿（）以复杂心情，高度夸赞陈炯明在漳州的两年政绩：“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美国外交部文件，4091号）…… 在凯利顿看来，陈炯明统治下的闽南二十六县，堪称“模范小中国”；而不久前访问漳州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艾利森也注意到，“漳州到处可见到建设的显象……道路拓宽，新屋不少；街道清洁，治安良好。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也均引以为荣”。他并特别强调了几大市政工程：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漳厦公路…… 那么，在谈及陈炯明及其“闽南护法区”时，凯利顿、艾利森们为什么显得忧心忡忡呢？ 凯利顿谈到，在漳州的众多美国人，都认为陈炯明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尽管“不属于最激烈派”；英国驻厦门领事杜尔士也发现，这一年的4月7日，在有四千余人参加的学界春季运动会上，陈炯明散发了“大量有着布尔什维克色彩的宣传单册”。而在陈炯明的办公室里，英美烟草公司的一名经理注意到，他收藏了大批安那琪主义书籍及宣传资料…… 又何止是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的西方人？这一年，在游历漳州之后，一小群北大学生以无比激动的语气，宣称他们看到了一个“闽南的俄罗斯”；他们并且认为，陈炯明的新政手笔，“共产时代亦当不过如此”。而持左倾观点的一份德国报纸，更夸张地赞叹说，“东方一颗明星，正在发出光芒”…… 那么，陈炯明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治理闽南护法区的理念，是不是来自俄国的呢？ “罪恶的包袱” 谈及漳州新政，不能不谈到陈炯明的密友、安那琪运动先驱刘师复。 1911年5月，在流亡香港期间，陈炯明结识了这个比自己年幼六岁、毕生过着苦行僧般生活的青年。在此后的几次长谈中，刘师复为他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图景。 所谓“安那琪”，是“无政府主义”的音译。它以“三无”、“二各”为特征，即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财产公有的前提下，这个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依，人际间以互助与合作为纽带，没有战争、掠夺、压迫和剥削，四海恍若一家。它是类似《礼记?大同书》的美好人间…… 这么一个天地，让陈炯明向往不已。它契合了他的久远心事、社会理想。 远在广东法政学堂期间，陈炯明就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他设立戒烟局、整理育婴堂及义仓，并创办《海丰自治报》；这些努力与安那琪理想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他的儿子陈定炎后来回忆说，海丰地方每有盗劫案发生，“（该报）常以‘不均产之害’为标题”，对于财产公有，他自有探究兴趣。自从1909年夏天被推选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后，他发起“禁绝赌博案”、“停止就地正法案”、“裁撤警保总局案”、“设立游民教养院案”……所有这些，不仅伏笔了他后来的漳州新政、广东新政，而且勾勒出一个典型的地方士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安那琪不过是绅权社会的一个巨大变种…… 如果说，此前陈炯明的民粹倾向，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他的“均产”追求，他对地方自治的孜孜探索，都不过是零散的、自发的，那么，安那琪却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观念载体，一种寥廓恢宏的世界景象。结合舶来已久、盛极一时的社会进化论，它不仅是可能的，也似乎是“科学”的、必将进化抵达的。 问题在于，该如何通往那个至善至美的世界呢？安那琪的入口处在哪里呢？ 刘师复没有答案。在宣扬主义之外，他“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做军警”；他“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不坐人力车舆”、“不用仆役”、“不茹荤”……他甚至拒绝婚姻，以此实践“无家庭”的追求。他试图以一己心力，影响并改造社会。而对此，陈炯明表示：“罪恶的包袱，丢掉固难，肯背起它更难；师复教人丢，让我背上一辈子吧！”后来，他的密友、刘师复的另一追随者梁冰弦谈到，“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梁冰弦，《解放别录》）。 他果真背上那个“罪恶的包袱”了。当年冬天，率领三千余名暴动者光复惠州的陈炯明，出任广东省副都督；而在胡汉民追随孙中山北上后，他更代理广东都督职务。此后四个多月，他改良风俗、整饬吏治、清查市井、推行新政；时任广东教育司司长的钟荣光后来谈到，“前清官绅兵役之威、省城嫖吹赌盗之害，一扫而空”；而同期美国驻华武官的一份报告，无疑更加客观：“尽管有了大变动，但广州实算平静。陈将军的措施很激进……他下令将娼寮关闭，将江中‘蛋民’（船户）全赶走，严行禁赌禁烟。他的本国支持者说，陈炯明将在全省推动新政”…… 但，这仍然不是安那琪的入口处。直到几年以后，他才以“联省自治”、“联邦自治”为纽带，衔接地方自治的起点，及安那琪世界的目标。 “安那琪”的入口处 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构想，大约形成于流亡南洋时期。 1913年7月18日，在近四个月的犹豫徘徊后，陈炯明终于介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这一天，他召集一群心腹军官，宣布“广东独立”；但军官们态度之激烈，让他大吃一惊：钟鼎基、张我权出走香港；饶景华公开表示反对；苏慎初、谭镏钦也态度消极……随着一伙伙骨干的离去，万余名粤军顷刻瓦解。与此同时，在广东省议会厅，当陈炯明要求议员们签字时，“有二十余人趁势逃席”；次日，被迫签字的议员们也纷纷发表声明，宣称“急盼中央派兵痛剿”…… 一夜之间，在广东有着极高声望的陈炯明，沦为孤家寡人了。8月4日，他抵达香港，随即前往新加坡。在无比苦涩的心情中，他“每日只粮食三餐，或香蕉数只”；他的一个朋友觉察到，“卧则行军床一具，床上臭虫如黑蚁”。他似乎有意以苦行僧的方式，逼迫自己思考广东的未来、中国的出路。 他渐渐地理解了他的同仁。他们不愿参与“二次革命”，并非出于一己之私。不久前他意欲让位给胡汉民，全城军官、士绅、商人极力挽留，这底下是思定的人心，“地方自治”、不涉内战的汹涌暗流。这就是他与千万广东男女的无言约定：一旦他将战火引向广东，无论友人、故旧还是父老乡亲，都会立即地抛弃他。他们不愿再卷入无尽的政潮、连天的战火和没完没了的是非了。 正因此，当孙中山邀他前往日本时，他说，“昔日可战之卒且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犹且不肯负固以困民生。今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 他艰难地劝告着孙中山：“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他并且表示，他“畏惧革命之心，乃国人之所共谅”。 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孙中山的召唤。自从1912年4月24日他们结识以来，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他；而他们见面的当天，孙中山就要求他交出广东都督的职务。 他的思考由此更加深沉。从海丰自治、广东独立到遥远而璀璨的安那琪梦想。他决心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为广东父老、为亿兆苍生找一条新路子。史料记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每日不分昼夜办公读书，寝无定时，且为时极短”（《哭亡友陈君竞存》）。而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他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也就是说，地方的自治，并非基于军队、官吏，而基于民间、社会；省际的联合，并非基于武力的征服，而基于自觉地合作。几省如此，几国如此，天下世界亦如此。毋庸讳言，这一切只能寄望于思想的传播、人心的交融。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路。 他似乎没有觉察这当中的深刻悖论：以执政者的身份，追逐安那琪的梦想。无论如何，能奠基一省的地方自治，即可造福一方；至于能走多远，那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1916年1月6日，在两年多的蛰伏后，陈炯明潜回广东，参与了讨袁战争。他召集了十路旧部；在反袁檄文中，他第一次提出“联邦”主张：“……事定之日，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公选元首，代表国家……” 又两年，经过无所事事的赋闲，陈炯明率领万余粤军，攻占了闽南二十六县。他将这片小小的土地命名为“闽南护法区”；而在他的心中，这是一块试验田，试验安那琪理想的、并不那么让人满意的田土。他兹兹不忘的，还是广州的街巷。 “闽星，闽星” 几十年后，受邀访问漳州的安那琪信仰者梁冰弦还记得初晤陈炯明的情形。他说，一踏上漳州的土地，“便留得异样的印象”；行馆在新落成的公园边上，刚把行李放进房间，陈炯明就来了。梁冰弦谈到，“陈氏身穿灰布袍子，手持一根藤手杖，翘起两撇威廉须”；因为患有远视眼，他“乜斜双眼”。 陈炯明随和而健谈，“一谈便过了两小时”。梁冰弦写道：“然后由他导引，多人一起，步越公园往总部去……” 让梁冰弦印象更为深刻的，则是当天的晚餐。陈炯明最重要的助手邓铿告诉梁冰弦，“今天每席菜是十二块钱的……哎呀，我们到此将一年，这回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呢”。而晚饭后，陈炯明拉着梁冰弦交谈到深夜，“谈到社会主义运动……今后要全体人民议政，却不要谁或甚么阶级专政。……各国家民族应各有其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剥学步苏俄”。 当时，安那琪以及门类众多的社会思潮，被统称为“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也只是其中的一种。 此后十几天，或早或晚，陈炯明经常独自一人踱步到梁冰弦的卧室，“躺在竹榻上，上天下地，谈个不休”。渐渐地，梁冰弦感动于陈炯明的随和与开明，他答应前来荒凉偏僻的漳州，出任教育局长，执行“一乡一校”计划。 所谓“一乡一校”，即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堂。陈炯明是如此的决绝、手笔浩大：他宣布禁绝私塾，改而设立从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到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学堂。梁冰弦上任不久，1919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消息，“计龙溪一邑，学生数约有12000余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而仅仅四个多月后，1920年4月13日，新的消息又传来了：“以龙溪一邑为例，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以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又何止是一个梁冰弦？这一年，同盟会元老陈秋霖也抵达漳州，开始主持《闽星》半周刊与《闽星日刊》。这两份报刊“实际上是闽南护法区的机关报”，为此，陈炯明以磅礴的热情、浩大的气势，撰写了《闽星-创刊号》发刊词。在这篇两千余字的文章里，他尽情挥洒着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倾诉着对未来社会的憧憬。 “近世人类的思想，究竟达到什么的程度呢？简直说来，都是被旧生活旧组织所支配，各为‘自己生存不管他人死活’的坏思想。……所以人类的罪恶，一天比一天的暴露；世界的演进，一天比一天崩坏。求如原人时代不知不识、生活简单、罪恶较少的状态，都不可得了！……” 确实如此。结束不久的世界大战，是资本病、工具病的总爆发：在对自然、他族冷酷无情几百年后，千百万人被驱赶到战场上自相残杀；人类制造出了工具，却沦为工具的奴隶；人类催生了政权，却被政权所奴役……原来，人类的种种关系，具有如此精巧的同构性：人类欺凌着自然时，此族必定在掠夺彼族，统治阶级必定在压迫普通民众…… 那么，该怎么办呢？ 陈炯明写道：“进化的极致，就是使全人类有均等的幸福。……我们如要实现这个幸福，和那个机会，用不着什么费力，什么寻求。只要人人有了大觉悟，抛弃‘为自己生存不管别人死活’的谬见，拿一个为全人类努力的心事，来做人生的使命，那么，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或许，正因此，陈炯明才将办学、办报视为“闽南护法区”的重中之重？在《闽星》半周刊、日刊之外，这片略显蒙昧的红土地上，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一时之间，漳州气象清新、文明大开。陈炯明为此大声呐喊：“闽星，闽星！我有一句话勉励你：你虽起在闽南，但是你的星光还射着国内。国内欲黑暗，你的星光欲了亮！” 然而，仅靠文笔鼓吹、口舌传播，安那琪的世界到底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红年大熟” 在盘踞闽南约两年后，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率部回师广东。漳州地瘠人穷，“所入财赋向不敌潮汕一隅”（《晨报》，1921年1月14日），毕竟不是久留之地；而在护法区“风声所播”、名满天下之后，陈炯明也需要一个省份，以试验他的联省自治。 六十余营的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出闽南。这是一场无人寄予希望的战争：占领广东三年有余的桂军多达三百余营、十万余人。在战争爆发前夕，舆论一边倒地认为粤军必败。而在两万余名广东子弟的身后，是一个干净整洁、被誉为“模范城市”的漳州：兴学、办报之外，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连同贫民工艺厂、博通公司、迎宾大旅馆，烘托出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漳州。而在那个公园的入口处，还竖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其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由”、“平等”、“互助”。 然而，所有这一切，充其量不过是意义有限的改良。粤军开拔后，漳州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了。而经澄海、过大埔、破梅子岭、克饶平……粤军势如破竹。仅仅两个多月后，陈炯明就昂首走进了广州城。《民国日报》记载了广东绅民群起响应的景象：“强壮者揭竿而起，老弱者壶浆欢迎，颇有辛亥革命之趣”。而对陈炯明来说，七年前参与“二次革命”、众叛亲离、生灵涂炭的景象，想必还历历在目。在《回师宣言》中，他明确宣称，“粤军今日，系为乡为国而战，其一切党派及其它问题，均非所知”。 紧接着，11月2日，陈炯明又发表宣言，阻止南方军政府迁居广州，“宜暂在上海，就议和办事处行使职权”； 11月8日，在发给湖南督军谭延闿的一封密电中，陈炯明与他相约，“嗣后粤湘（将在南北政府中）暂取中立主义”。与此同时，他的特使抵达长沙，开始和谭延闿商议联省自治问题…… 然而，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公谊私交，或许是中国现代史上堪称奇特的现象之一：11月28日，在作出“粤事由陈君主持，中山回粤不过回复前日被逐之颜面”（《孙中山全集》）的保证后，孙中山又携带大批属员，踏上广州的码头。上岸不久，他很快宣称，将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 这为陈炯明后来的身败名裂埋下了伏笔。那么，晚年落魄潦倒的陈炯明有没有意识到呢？他的悲剧与其说是私人的，毋宁说是历史的：贯穿他一生的线索，都是地方士绅的，无论早年的议员生涯，还是广东新政、漳州新政，以及后来的“联省自治”，均如此。而孙中山却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简单地回顾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渐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的冲突，是两个人群的冲突：仅仅是在绝望于官吏、皇族的擅作威福之后，以士绅为主导的地方自治运动，才和职业革命家、秘密会社阵营结合起来；这个最重要的势力消长，一方面决定了辛亥革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两大势力未来必然的分道扬镳…… 进一步说，陈炯明的选择安那琪，又何尝不是一个历史大误会？安那琪是这么一个东西：在人类的观念幻象中，它是最终抵达的目标；于是人们习惯去设置不同的阶段。他要以最温和、最不可靠的“人心”去保障它，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就是他挺进漳州不久，在遥远的北京，一群青年也先后信仰上了安那琪；仅仅两年以后，他们就纷纷走上了苏俄的道路。 那一年，陈炯明创办《闽星》半周刊，有一篇著名的文字，《红年大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