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的西方审计师

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出生于1866年，贵族出身，他是一个普鲁士将军的儿子。1885年起就在亚历山大皇帝近卫掷弹兵团服役。19岁时即被升为步兵团军官。他有文学方面的特长，而且在体育方面曾获得过名为“Abitur”（类似“体育健将”之类）的非同一般的称号。在1889年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后调入参谋本部服务，此后官运亨通。一战开始时，塞克特任第3军团参谋长，他与魏采尔在法国北部作战成功，被调到新成立的11军团任参谋长。1893年与多萝西·法比安Dorothea Fabian结婚，婚后无子女，但夫妻感情很好。两人一起游历了英国、地中海周边国家，遍访名胜古迹和自己感兴趣的人物。1896年进入参谋学校，之后交替服役于一线和参谋单位，在每一处服务时他的良好声誉都日渐上升。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爆发时，他是驻柏林的第3军参谋长。 西克特所在的军是亚历山大·亨利希·鲁道夫·克鲁克第1集团军的一部分，在德军著名的“史里芬计划”中担任最重要的右翼攻势。随着“马恩河的奇迹”，德军的计划破产，第1集团军被迫回撤。但冯·西克特在Vailly和Soissions等地的战斗中充分表现出了他的个人才能和领导能力。他被认为是高级参谋人员的当然候选人。1915年3月，他担任了在东加里西亚新组建的第11集团军参谋长，上司是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后来的德军元帅、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在5月2日开始的大攻势中，第11集团军和奥匈第4集团军一起担任主攻，他们犹如摧枯拉朽一般歼灭了俄国第3集团军，两周之内推进了100英里。第11集团军12天之内抓了140,000俄国俘虏，一个月收复了奥匈要塞普热米什尔，德皇威廉二世皇帝授予了冯·西克特最高军事荣誉奖章Pour le Meritè（又称英勇勋章）。6月底第11集团军夺下伦贝格时俘虏超过了25万，然后1914年8月4日拿下华沙，8月底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要塞。第11集团军一共向前推进了300公里，到9月底完全拔除了波兰突出部，彻底解除俄军对加里西亚的威胁。冯·西克特越级晋升准将，他的上司马肯森获得了元帅军衔。同时他们被调往新成立的“马肯森集团军群”，任务是完成奥匈军队无力达到的目的——消灭塞尔维亚的反抗，打开通往巴尔干和奥斯曼帝国（1299～1922）的通路。德国第11集团军、奥匈第3集团军、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组成的进攻部队在10月6日发起攻击，11月底时所有的塞尔维亚部队要么被歼灭，要么逃到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一共抓了150,000俘虏，冯·西克特获得了Pour le Merite上的橡树叶（带橡树叶的英勇勋章）。“马肯森集团军群”在保加利亚一直待到1916年春季，准备一举消灭协约国在萨洛尼卡的部队，但由于凡尔登的会战消耗了大量德军兵力而被中止。1916年6月，俄军在勃鲁西洛夫攻势中大败奥匈军，埃里希·冯·法金汉（德军总参谋长）和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奥匈军总参谋长）将西克特紧急调往加里西亚担任奥匈第7集团军参谋长，任务是协助制止俄军前进和恢复两军信任关系。这时东部前线德军和奥匈军关系十分紧张，西克特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他名义上的上司冯·弗朗泽-巴尔丁将军（General v. Pflanzer-Baltin）的尊敬，这位将军“从来不是德国人的朋友”（西克特语），但战后弗朗泽-巴尔丁把它归咎于两军对参谋长这一角色的不同观念,。西克特自己回忆道他当时：“到达、观察，然后下达命令”，似乎他的上司不存在一样。这种关系当然不会长久，西克特很快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卡尔大公集团军群”（Army Group Archduke Karl）的参谋长，协助大公指挥整个奥匈俄国战线。西克特与卡尔大公合作得很好，经过血战终于将俄军制止在卡尔巴阡山一线。随即卡尔大公的部队与法金汉的第9集团军（当时由于凡尔登战役的失败，法金汉被免去总参谋长一职，降职担任第9集团军军长）一起参加了罗马尼亚战役，将愚蠢地投入战争的罗马尼亚人狠狠教训了一番。战役的最后阶段，由于86岁的奥匈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1916年11月去世，卡尔大公继任皇帝卡尔一世，约瑟夫·奥古斯特大公接过了集团军群的指挥权。1917年西克特担任“约瑟夫大公集团军群”（Army Group Archduke Joseph）的参谋长，这个工作由于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而显得越来越困难。尽管如此，当西克特最终离任时，约瑟夫·奥古斯特大公写道他不能想象出一个比西克特更好的参谋长来。1917年12月西克特来到了伊斯坦布尔，以少将军衔担任奥斯曼帝国（1299～1922）军队总参谋长。本来德军派出的是奥托·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 Sanders将军，但奥斯曼帝国（1299～1922）军队指挥官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拒绝了这个任命。当时巴勒斯坦前线是最活跃的一个战区，英国将军埃德蒙·艾伦比Allenby在西克特到达前一周刚夺得了耶路撒冷，所以桑德斯将军被派往巴勒斯坦战线，设法维持了一个僵持的局面。作为奥斯曼帝国（1299～1922）军队总参谋长，西克特是桑德斯的上司；但从德军在奥斯曼帝国（1299～1922）的军事任务方面来讲，桑德斯级别更高。这两者不可避免的存在冲突，结果是西克特的活动逐渐集中到政治方面，这是他不擅长的。由于在1918年同盟国、协约国双方都对法国战场投入了最大的精力，东地中海战场在上半年显得很平静。但9月中旬情况突变，路易斯·弗朗彻·德斯佩雷指挥的盟军突破了萨洛尼卡的封锁，艾伦比在巴勒斯坦击溃了桑德斯的土德联军（三心二意的土耳其人一触即溃，让英国人大批俘获。但英军军史中这样记载：“少数德军分遣队纪律严明，在周围满是七零八落的部队、难以辨认的脸孔和一大堆散兵游勇的灾难洪流中，约有两个团的德军保持了他们的凝聚力和战斗精神，像在阅兵场上那样机动自如，停止间射击，再向后方转移。”）。当保加利亚在10月退出战争时，昔日地跨欧亚非三洲并饱受打击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2）已经毫无希望了。1918年10月30日奥斯曼帝国（1299～1922）签署停战协定，允许所有的德国人在30天内离开奥斯曼帝国（1299～1922）。西克特在1918年11月4日经黑海到达敖德萨，1918年11月13日回到德国（1918年11月11日德国已经签署了停战协定）。 西克特受到了新的共和国勉强的欢迎，但他清楚地表明了为祖国继续服务的决心。兴登堡Hindenburg让他去柯尼斯堡组织在乌克兰和整个东部前线德军部队的撤离事宜，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出色的完成了任务，这种表现让他进入参加巴黎和会的德国代表团担任军事代表成为顺理成章的事。1919年7月他担任了战后德军的总参谋长，一年后成为德国国防军总司令。1920年到1926年间他在这个职位上立下了怎么评价都不为高的丰功伟绩。在那个政治动荡、国家一片混乱的时代，他缔造了一支成为国家中流砥柱、被证明为同时代训练最佳、领导能力最强的军队。他制定了重新武装和重振士气的计划，使德军最大的优势——军官团得以保留，使新的战术战法得以酝酿而成。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军人数不得超过十万，所以西克特制定的标准是：士兵身体良好，有12年以上的服役经验；军官要有25年以上的从伍经验。一旦成为国防军的一分子，要接受某一方面的专门培训，重点是领导才能。他极为重视士兵的个人技能和主观能动性。合约禁止德国拥有军事院校，他就联合团一级的单位建立了一个建在部队上的军事教育体系，每一位列兵都受到成为军士的培训，每一位军士都受到成为军官的培训，每一位军官都受到成为将军的培训。每半年进行一次演习，使专业技能得到精进，职业素养得到提高。没有坦克、高炮，就用纸板、木料仿制，德军也许是唯一用玩具飞机模拟真飞机演练对空射击的军队！单兵在演习中要自称我是某某排，或者代表一个8人机枪组。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冯·西克特的“十万陆军”！1918年1月塞克特到君士坦丁堡担任奥斯曼帝国（1299～1922）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当时奥斯曼帝国（1299～1922）有一个的德国顾问团，由理曼封德在战前建立。后塞克特派理曼封德赴巴基斯坦前线，指挥F集团军作战，将驻土军事顾问团置于其直接管辖下。虽然最后奥斯曼帝国（1299～1922）因国力有限，无法长期作战，与协约国和谈，但却给了他对非基督国家服务时的经验和信心。回国后，塞克特出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合约签订后，塞克特被任命为和平军组织委员会主席。从此以后塞克特最终目标在于建立一支十万人的受训建军，使每一名士兵具备可再训练其他新兵和领导作战的能力，军官需要培养到有资格成为未来的司令官和统帅。二战时XTL所有的高级将领统帅如“沙漠之狐”隆美尔、博克、龙德斯泰特等元帅此时均为其中下级军官。塞克特在德国军事史上被誉为“国防军之父”“国防军杰出缔造者”，与毛奇、里希霍芬齐名。1926年秋，塞克特未经保罗·冯·兴登堡总统同意，擅自邀请前德皇储校阅军队，成为共和政府攻击对象，被兴登堡总统免职。在6年国防军总司令生涯结束后，他短暂地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写了几本书。1933年，经过法肯森豪推荐，塞克特接受南京政府邀请，来华作私人访问，在此期间呈上“陆军改革建议书”，此项建议不但为中国未来抗日建军的蓝图，而且使蒋介石坚持塞克特必须再次来华监督工作的推行。最有趣的是，日后史迪威再次将改革国军建议书给予于宋美龄时，宋美龄大略看了一遍，沉思一会儿，对史迪威说：“这是德籍顾问（塞克特）以前所提出过的”。建议书的主要内容如下：一精炼陆军的建立与军官班素质的培养基于在1920年初创德国国防军的经验，塞克特为中国建军立下三项中心思想1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与防卫外来侵略的安全盾牌。2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3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基于上述思想，塞克特建议成立一新教导旅，新教导旅包括两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一个工兵坦克与通讯连，以及一个骑兵中队，并配有一较老且具有战场以验与较年轻但精力充沛的军官所组成的顾问参谋小组，对于受训者施于个别训练。由此可见，塞克特所提议的教导旅与鲍尔及其他德籍顾问所组成的不同。后者为训练部队之用，期望在相当期间内全国部队达到统一水准，而前者为教导在职军官之用，期望军官具有新的军事技能与指挥现代战争的经验。两者实有互补的作用。二武器与装备问题有前军队的武器装备问题，塞克特也主张注得质的问题。他认为当时中国兵工厂生产的大部分武器弹药已经不再适用。因此需靠国外输入。但从长期来看，必须发展国内兵工工业。兵工厂的建立应以欧洲军火公司协助为基础。长期向国外购买军火与武器，不但费用昂贵，在某种环境下，还很危险。塞克特二次来华后，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上。抗战最初几年，重要的港口几乎全为日寇所占领。军火输入大受影响。迁往后方的兵工厂尚能够提供前线部分需要，其基础即塞克特所打下。三军事指挥与行政系统关于军事指挥与行政系统，塞克特建议当时中国陆军职权划分和军官团的地位应当改善。中央政府统治权基础在于军队置于单一指挥系统，即直属于委员长，但其先决条件应使军官的任命依照统一原则行使，而不应置于个别师长或将领手中（当时军官任命很混乱，军长可以委任师长，师长可以委任团长）。军官团的设立应依照全国各处均能实施的明显原则，必要时不惜使用坞手段对付与国家利益对抗的个别分子。四军费的严格控制对于军队的财政改革，塞克特认为应该仿效德国主计室，设立独立于军政部之外的特别管制机构。一切单位都必须有严格的预算，会计与审计的格式与程序必须事先确定，在执行上标准一致。可选德国官员负责审计工作的推行，但主管必须由中国官员担任。蒋介石采纳此建议，并请塞克特为其物色一位有经验的德籍军费审计员。五军政组织重组工作为使军事行政组织配合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塞克特基于下列3点将军政部重新组织。1军事体系内组织的明显划分是行政成功的先决条件，在军事指挥系统中，职权必须作清晰的规定2军事机器中诸如训练、行政、指挥等单位均应通过总司令管辖。3层层负责指挥统一是改革国军的必要条件。塞克特初次来华停留期仅2月，给予蒋介石的印象却十分深刻，蒋坚持塞克特须再次来华，监督工作推行。塞克特本以身体原因，拒绝来华，但后来了解到，如其谢绝蒋的邀请，德籍顾问团有被法国取代的危险。故以大局为重于1934年4月二次来华，出任总顾问一职。当年4月11日，魏采尔愤而离职。塞克特在华期间，不仅担任总顾问，还被委以前所未有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即蒋的代理人。他以此身分出面，可代表蒋与国民党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地位仅次于蒋。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也必须到亲自到蒋的官邸向他请教。而且规定每周二、五上午10时至12时，还需事先登记，过时不候。此不但为前三任无法享受的地位与特权，即使在现代中国历史中也恐无第位外等籍人士能被国家元首如此赏识和重托。塞克特二次来华时正值江西剿共已告结束阶段，蒋介石有意让塞克特对编组国军工作和长江布防工作同时着手实行。塞克特认为剿共虽然基本结束，但中国内部局势仍欠安定，不可贸然大量裁军。同时中国各方面的制度也没上轨道，征兵制也无法实行，1934年的目标不如利用有限的财力，先重新装备少数的中央军，配以德式武器装备。蒋介石大批的期望以60至80个师为目标，并令财政部长孔祥熙筹款5千万元作为建军的额外费用，但塞克特认为目标过大，短期内无法完成，最多先整编6－8个师的兵力。此种建军观念是德国民族性的体现，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很值得商榷，中国一向不愁人力兵源，在当时日寇随时可能进攻的情况下，是应该以现有的财力建立少数精锐部队，再图渐渐扩张，还是用大量素质平平，但可应付现代的军队？塞克特及其他顾问所训练的德械中央军事后在淞沪抗战与日寇足足打了3个月硬仗，给予日寇有力打击。，但经此一役，这批中国的精锐部队也蒙受严重损失，难以补充。在长江及沿海的布防工作上塞克特认为工作艰巨，绝非其一人可以兼顾，在德聘任若干专家来华服务，使中国首次能系统地发展防空警戒体系。还曾计划发展一支潜艇舰队，可惜战争来的迅速，计划未能实现。为应付日益增加的工作，塞克特将过去顾问团的3个组扩充为5个组：第一组为部队组，专门负责部队的编组，防御工事筹建、情报收集，通讯器材运用。一旦战争爆发，引组的中心任务即为协助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行。第二组为装备补给组，凡是武器的生产和采购均在此组管辖范围内。第三组为军事教育组，引组专门负责部队军事教育及训练，协助教导旅的编练，拟定军事教育方针，安排军事演习，派遣顾问至各军校服务。第四组专管人事。第五级负责编译工作。以上分组可以看出，此时德籍顾问纯文职顾问已渐渐消失。1934年底，塞克特经过一次详细的体格检查之后，医生建议不宜过度工作，塞克特写信给表示有离职返德之意，并决定于1935年春返德。1935年3月6日塞克特离开南京，参谋本部王鹗少将计代表送行，赠送白色杭州丝绸一匹，塞克特坚持不受，并说病好后即可再来，同时以“最诚恳的的心情”推荐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回国后，塞克特还向希特勒（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提出建议并通过，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并由北平迁至南京。但是塞克特却在1936年病逝，这无疑对蒋介石来说是一大损失。塞克特第二次来华实际工作时间，不过十个多月，在华期间，处世谨慎，为人深知分寸，工作时严守岗位。在其短暂使华过程中，为中国国防工业的建设、中央军校的教育、防空能力的建立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33年到1935年他来到了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在西克特担任团长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介石本人的影响力之大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比起中国工农红军的顾问李德，他为蒋介石设计的“围剿”方案显然高明得多（这个有不同意见，碉堡封锁线战术基本上是金汉鼎、戴岳、柳维垣等人发展起来的 ）。他曾担任委员长委托人，代表蒋介石本人处理军政事务。星期二、五上午十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军校官员预约登记与西克特会面的时间，由于过时不候，大小官员们提前排队，成为一大景观。他为蒋介石提出的建军三大思想影响了蒋的一生。这三条是：1）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2）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3）军队之作战潜能在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冯.塞克特是中国人应永远铭记的一位将军。因一战后的中国地位和德国差不多，都是被西方列强附加了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冯.塞克特对中国是十分同情的，而且也希望当时的中国也能通过加强国防而摆脱。1933年5月来华访问之后，1934年出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冯.西克特将建精兵强国的理念搬到了中国，为力图事先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而殚精竭虑。冯.西克特对中国国防做出最大贡献，是预示到了日本很快就挑起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据此为中国军队指定了详细有效的防御计划，如果没有冯.塞克特以现代化军事标准为我们打下的基础，小日本要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没准是真有可能得逞的。可惜1935年冯西克特将军因病回国，第二年在德国便不幸去世，协助中国军队指定的抗日计划未能全部完成。这位对中国军事功勋卓著的世纪名将，在2013年中国大陆地区的历史材料中却鲜有正面提及，主要是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作为了国军的实际总指挥。不过第五次反围剿红军的实际总指挥其实也是德国人，也就红军的军事总顾问李德。一战时冯.塞克特是德军的总参谋长，李德仅为德军里的一名大头兵，第五次反围剿结束后，红军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相对于一战时的功绩，他作为战后德国国防军的缔造者的地位是使他至今仍享有极高的声誉的主要原因。

全球四大审计事务所为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安永。普华永道国际会计公司（Price Waterhouse Coopers，PwC），前身是1848年成立于英国伦敦的普华（Price Waterhouse）会计公司和1898年成立于美国费城的永道（Coopers & Lybrand）会计公司，两者于1998年7月1日合并而成。安永（Ernst&Young，E&Y），前身是1903年成立于美国克利夫兰的Ernst & Ernst（1979年后合并为Ernst & Whinney）会计公司和1894年成立于美国纽约的Arthur Young会计公司。毕马威（KPMG），前身是1897年成立于美国纽约的Peat Marwick International（PMI）会计公司和1979年成立于欧洲的Klynveld Main Goerdeler （KMG）会计公司。德勤（Deloitte Touche Tohmatsu，DTT），前身是1845年成立于英国伦敦的Deloitte会计公司和1900年成立于美国纽约的Touche， Niven & Co.会计公司。参考资料：

答： 毕马威、安永、德勤、普华永道和安达信这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国际会计市场上独占鳌头,瓜分了世界五百强中跨国公司的全球合并会计报表审计业务;我国2001毕马威、安永、德勤、普华永道和安达信这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国际会计市场上独占鳌头，瓜分了世界五百强中跨国公司的全球合并会计报表审计业务；我国2001年5月公布的《镜外会计师事务所执行金融类上市公司审计业务临时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银行证券保险行业上市公司，在由-家国内事务所审计的同时还要由一家国际事务所按国际准则和惯例来审计。 这里，“五大”事务所也拿到了为期一年的审计执照：“五大”事务所的关联所还控制着国内127家上市公司B股、N股和H股的全部审计业务和80%进入我国的跨国公司、国际金融集团的业务。 后来安达信公司为 安然公司出具虚假的会计审计报告,被宣告破产,设在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被其余的四大公司兼并,所以目前世界上一般说就只有四大了。 年...

据考证，早在奴隶制下的古罗马、古埃及和古希腊时代，已有官厅审计机构。在历代封建王朝中也设有审计机构和人员，但很不完善。

民间审计发源于产业革命后的英国。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第三者。

内部审计同样可以追溯到古代和中世纪，如：庄园审计、宫廷审计、行会审计、寺院审计等，但早期的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无原则上的区别。近代内部审计的产生是在20世纪前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托拉斯式的大型企业大量出现，导致企业内部要设立专门机构和人员进行独立的内部审计监督。现代内部审计的产生是在20世纪40年代，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竞争更激烈，使事前预防性控制非常必要，现代内部审计的主要特征就是事前审计和以评价内控制度为基础的抽样审计。

我国审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六个阶段：西周初期初步形成阶段;秦汉时期最终确立阶段;隋唐至宋日臻健全阶段;元明清停滞不前阶段;中华民国不断演进阶段;新中国振兴阶段。

西周初期国家财计机构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地官大司徒系统，掌管财政收入;二是天官冢宰系统，掌管财政支出。这是西周内部审计的形成。

我国政府审计的起源，基于西周的宰夫。

秦汉时期是我国审计的确立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初步形成了统一的审计模式。二是“上计”制度日趋完善。三是审计地位提高，职权扩大。但秦汉仍属于初步发展时期。

唐改设三省六部，六部之中，比部审计之权通达国家财经各领域，而且一直下伸到州、县。唐代的比部审查范围极广、项目众多，而且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较高的权威性。

宋代审计司(院)的建立，是我国“审计”的正式命名。从此，“审计”一词便成为财政监督的专用名词，对后世中外审计建制具有深远的影响。

元明清：虽有发展，但总体上是停滞不前。

中华民国：随着我国资本主义公商业的发展，民间审计应运而生。但自30年代以后，在一些大城市中相继成立了会计师事务所，民间审计得到了发展。但因政治不稳，经济发展缓慢，审计工作一直没有长足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国家没有设置独立的审计机构，对企业的财税监督和货币管理，是通过不定期的会计检查进行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适应这一需要，我国在1980年恢复和重建了注册会计师制度，财政部颁发了《关于成立会计顾问处的暂行规定》。

1983年9月成立了我国政府审计的最高机关—审计署，在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设置各级审计机关。

1985年8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审计工作的暂行规定》。

1988年11月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条例》。

1994年 10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从法律上进一步确立了政府审计的地位，2006年作了较大修改。

2000年1月8日，审计署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审计基本准则》，包括总则、一般准则、作业准则、报告准则、审计报告处理准则、附则。六章，四十七条。

1980年恢复重建注册会计师制度，1981年1月1日在上海成立了恢复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后的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上海会计师事务所，此后在北京成立了中华、中信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其他地区也陆续建立。

1985年注册会计师审计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1986年7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民间审计的发展进入新阶段。

1994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实施(1993/10/31颁布)，使注册会计师审计步入了法制轨道。

2006年2月15日，发布新的“中国会计审计准则体系”，自2007年1月1日施行。

1984年在部门单位内部成立了审计机构，实行内部审计监督。

1985年、1995年、2003年几次发布了《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若干规定》，从此内部审计得以蓬勃发展。

至自2003年2008年陆续颁布实施了《内部审计基本准则》、《内部审计具体准则》、《内部审计实务指南》等，规范了内审工作，内部审计迅速发展。

这样，我国形成了政府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内部审计三位一体的审计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