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师移动平均法

收入均等化即：第一克服机会不均等，为每人提供均等机会；第二直接调节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差距，以实现微观经济政策目标之一。
“收入均等化”理论是福利经济学家庇古等人提出的一种增进社会福利的分配理论。该理论认为 ,一个社会的福利不仅取决于国民收入总量 ,而且还取决于收入分配的状况。应当在不影响国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 ,通过收入均等化来实现社会公平 ,增加社会福利。
一、“收入均等化”理论的基本观点

阿瑟·庇古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2022年在《财富和福利》一书的基础上出版了《福利经济学》。该书以功利主义为基础,以经济福利为研究主题,探索了改进社会分配状况,增进社会福利以及社会经济活动对全社会和各社会、各阶级的总的福利的影响等问题,开辟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庇古接受了马歇尔关于分配不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缺陷,应当在不影响国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缓解这种分配不均的观点,提出了通过收入均等化来实现社会公平,增加社会经济福利的问题,以后经新福利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制度主义者的发展,形成了“收入均等化”的分配理论,其基本要点如下:第一,经济福利的大小取决于收入的分配。庇古指出:“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经济福利的是:

第一,国民收入的大小;第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情况”。①在分配状况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愈多,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愈低,社会经济福利则愈小。而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分配是决定经济福利大小的主要因素。

第二,“收入均等化”可以增大社会经济福利。庇古认为,货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一个人的货币收入愈多,货币的边际效用就愈小;货币收入愈少,货币的边际效用就愈大。因此,如果将富人收入的一部分转移给穷人,将既定的国民收入均等地分配给社会成员,就会增加货币的边际效用,就会增大社会经济福利。

第三,收入转移需要用不同的措施进行。庇古认为,从富人那里转移出收入,包括富人自愿拿出部分收入来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及一些科学文化机构的自愿转移和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等的强制转移两种措施。前者的效果优于后者,但不能满足社会对转移收入的需要,因此,必须有对收入的强制转移,但这种转移应以无损于资本的积累为限。向穷人转移的收入,包括直接转移和间接转移两种办法,前者如举办一些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设施等;后者如对穷人基本生活用品和生产这些用品的企业的补贴等等。

第四,收入的转移不应当影响国民收入的增长。庇古认为,收入的转移即富人收入的减少穷人收入的增多应与国民收入的增加相一致。他强调收入的均等化和收入的转移是以不损害资本增殖和积累为前提的,否则,就“会引起目前提供大部分资本的人的投资能力和投资兴趣下降”,导致“国民蛋糕”的缩小。②正因为如此,庇古反对实行无条件的施舍性救济,如普遍养老金制度、最低收入水平补贴等,而主张“能鼓励工作和储蓄”补贴。

二、“收入均等化”理论评析

第一,“收入均等化”试图通过将富人的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的办法来实现社会公平是可取的。在市场机制下,人们通过拥有的资源来取得收入,而资源的价格取决于资源的质量及其稀缺程度,由于人们所拥有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存在很大的差别,由此所获得的收入差别就特别悬殊。这种悬殊的收入差别自然是“有欠公平合理”的。③人类不同于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她需要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来维系。讲求社会公平,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福利,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界的一个标志,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那种由市场机制所带来的收入悬殊的情况,社会“在政治上或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社会没有必要把市场竞争的结果———能生存的人才生存,当作神圣的权利或世俗的正义而接受下来。看不见的手可以引导我们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缘的外围极限,但是,它不一定是以可接受的方式来分配那些产品的。”④因此,为了克服市场机制带来的收入差别过于悬殊的缺陷,“收入均等化”的收入转移设想是可行的。

第二,“收入均等化”理论,不仅提出了收入转移的措施,而且进一步分析了各种措施的利弊。“收入均等化”理论将从富人那里转移收入的措施分为自愿转移和强制转移,并指出前者的效果优于后者,为社会或选择收入转移的方式提供了参考;同时它还将向穷人转移的收入分为直接转移和间接转移,为收入的转移开辟了新的途径。它特别强调的应当消除导致懒惰和浪费的收入转移措施的观点,提出了应注重收入转移效果的问题。

第三,“收入均等化”理论,再一次提出了平等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为二者关系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基础。早在庇古之前,马歇尔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中就曾经论述了增加国民收入和改善国民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涉及到了平等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不能因国民收入的分配,而使另一些人受到损害,所以那些不会大大限制国民收入增长,而又能减少分配不均的办法,对社会是有利的。⑤这里虽然没有将平等与效率作为一对范畴来分析,但已经涉及到平等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庇古进一步强调,不能由于穷人在国民收入中分配比重的增加,而使国民收入总量减少,穷人收入的增加应当与国民收入的增长相一致,公平的工资意味着与效率成比例。后来,新福利经济学将平等与效率的问题作为福利经济学的一个主要难题加以研究,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争论。

“收入均等化”理论一方面对于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具有进步意义,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第一,“收入均等化”理论只看到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没有分析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其实,收入分配的差别主要来自人们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不平等,来自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废除,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就不会存在。第二,“收入均等化”可以实现社会公平,增加社会福利,但这一理论的收入在富人与穷人之间转移的论据不够充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只能说明“收入均等化”的必要性,而不能说明其合理性。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本质上是价值的分配,而价值本是由雇佣工人即所谓的穷人创造的,富人生产资源的所有者所以致富,是因为他们无偿地占有了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将富人的收入的一部分转移给穷人不仅仅是为了增加社会总的经济福利,而且这也是将工人创造价值的一部分还给工人自己的一种手段。它不仅必要,而且合理。第三,“收入均等化”理论强调只能对资本家“工作”征税,收入的转移应以不损害资本积累为前提,是不妥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他们“工作”收入的差别,而在于资本收入利润的差别,而“资本的利润同所谓指挥这种劳动的数量、强度和技巧不成比例。利润完全受所投资本的价值的支配,利润的多少与资本的大小恰成比例。”⑥仅对“工作”收入征税,很难改变贫富差别悬殊的现象,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格局不可能改观。第四,不通过转移购买力而达到收入转移的“间接转移”措施,实际上不必转移富人的收入给穷人,这就从实质上否定了“收入转移”理论。

三、“收入均等化”理论的启示

“收入均等化”是西方经济学家针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收入差别悬殊这一社会现象而提出的一种分配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但在分析问题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涉及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共有的分配难题,并开出了解决这些难题的药方,有许多合理的成分。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它,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大胆借鉴。根据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收入均等化”理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给我们启示:

第一,缩小过于悬殊的收入差别,避免两极分化,实现的生产目的。实现共同富裕是制度的根本要求,是实践“”的最终结果。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由此造成社会成员收入水平的差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此结果,一方面不能人为消除;另一方面不能听之任之。邓指出:“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⑦“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先富”政策打破了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格局,极大地调动了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但在收入分配领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突出表现是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过于悬殊。这不仅伤害了人们对的感情,而且也制约了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收入均等化”理论告诉我们,收入的均等化可以改变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状况,增加社会福利。如果我们能采用税收、捐助等多种形式,将过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转移”给低收入者, 就会缩小收入差距,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这一点上,“收入均等化理论”与邓提出的“先富”政策是基本统一的。邓在2022年的南巡讲话中指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富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⑨

第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基金的使用效率。“收入均等化”理论提出的转移收入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是对低收入者进行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收入转移的一种手段,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方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以及人们进入市场条件的巨大差别,会使人们的收入差别相当悬殊,这难免造成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困难。在社会,劳动者的基本生活保障不仅是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而且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等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需要。为此,应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机构,做到政策统一、法制化,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提高社会保险的效率。由于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能急于求成,而应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分阶段、分步骤地稳步进行。如果社会保障水平过高,超出生产发展的承受能力就会影响经济的增长。

第三,疏通收入转移渠道,创造良好的收入转移环境。“收入均等化”理论将从富者那里转移出的收入分为自愿转移和强制转移。我国具有救济贫者、帮助弱者的良好传统,长期的儒家文化影响和几十年的教育,使收入的自愿转移具有良好的社会土壤。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们向钱看的倾向日益强化,而同情心却日益淡化,因此,加强人道主义、教育对于收入的自愿转移变得尤为重要。同时,还应当看到人们的思想觉悟只能根植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的自愿转移必定会受到种种限制,因此,强制转移仍然是收入转移的强有力的手段。当然,这里的强制主要的不是政策强制,而是经济强制。就我国目前来说,由于税收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许多该集中起来的收入没有集中上来,该转移的收入不到位,影响了收入转移的规模与速度,因此,健全与完善税收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就成了疏通收入转移渠道的关键环节。

第四,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正确处理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收入均等化”理论提出了在收入均等化过程中的平等与效率问题,这正是我国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最棘手的问题。对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解释,由此导致了他们对平等与效率谁先谁后问题的不同回答。有人主张效率第一,有人主张公平第一,也有人主张公平与效率必须兼顾。我们认为,平等与效率尽管存在矛盾,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二者是统一的,因此,公平与效率之间不应当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两者必须兼顾。正如阿瑟·奥肯所说:“如果平等和效率受到同等对待,分不出孰高孰低,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就必须寻求调和。在有些时候,为了效率就要放弃一些平等,另一些时候,为了平等,必须牺牲一些效率,但无论哪一方面做出牺牲,必得以另一方的增益为条件,或者为了获得别的有价值的社会目的。”⑩这就是说,平等与效率既是互相替代的,又是不能偏废的,唯一的办法是二者兼顾。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加速经济增长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提出效率优先的原则也是人之常情,但决不应该是在强调效率优先的同时,忘记了兼顾平等。同时,面对收入差别过于悬殊的社会问题,也不应简单地削富济贫,搞平均主义,丢掉了效率。

移动加权平均法,是指以每次进货的成本加上原有库存存货的成本,除以每次进货数量与原有库存存货的数量之和,据以计算加权平均单位成本,以此为基础计算当月发出存货的成本和期末存货的成本的一种方法

　　移动加权平均法是永续制下加权平均法的称法。

　　移动加权平均法下库存商品的成本价格根据每次收入类单据自动加权平均；其计算方法是以各次收入数量和金额与各次收入前的数量和金额为基础，计算出移动加权平均单价。其计算公式如下：

　　移动加权平均单价＝ 本次收入前结存商品金额+本次收入商品金额/本次收入前结存商品数量+本次收入商品数量

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出来的商品成本比较均衡和准确，但计算起来的工作量大，一般适用于经营品种不多、或者前后购进商品的单价相差幅度较大的商品流通类企业。

一、省以下财政体制七年来的运行成效

2022年开始对地方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与对我省的财政体制改革同步，我省从2022年起也相应对各省辖市（含常熟市）实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市对县、县对乡的财政体制，主各地根据省确定的原则及各地的具体社会经济情况自行确定，从总体上看，各省辖市对所属县（市）均已实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对乡（镇）的财政体制，各县（市）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绝大部分乡镇实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七年来，分税制财政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各级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持了全省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从总体上来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具体表现为：一是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收入分配机制，调动了各级理财的积极性，财政收支规模大幅度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我省财政总收入由2022年的221．3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865．13亿元，年均增长21．5％；财政支出由2022年的163．87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5．57亿元，年均增长21．6％。二是地方对的贡献越来越大。分税制改革七年来，我省上交财力平均每年以18．9％的速度递增，2022年当年上交财力近270亿元，为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三是有力地支持了全省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保证了教育、科技、农业等重点支出需要。2022年至2022年，全省教育事业费支出552．37亿元，年均增长16．3％；支农支出190．21亿元，年均增长15．6％；科学事业费支出23．77亿元，年均增长14．8％。四是促进了全省财政收支平衡，为全省财政良性运行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经过全省各级财税部门的共同努力，2022年提前一年实现了省确定的五年彻底消化财政老赤字16．79亿元的目标。

二、调整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必要性

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七年来，由于我省客观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现行财政体制的一些规定与形势发展的要求已不相适应，体制运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

（一）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苏南苏北差距进一步扩大。2022年，苏北五市（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五市）面积和人口占全省的比重分别达到51．0％和43．2％，但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省的2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288元／人，财政总收入所占比重更低，只占全省市县财政总收入的16．8％；而同期，苏南四市（南京、无锡、苏州、常州四市）面积、人口占全省的比重为23．5％和25．9％，但国内生产总值却达到全省的50．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3043元／人，苏南四市财政总收入占全省市县财政总收入的63．7％，市平均收入是苏北的4．75倍。从收入增量上看，2022年，苏南四市财政总收入比上年增加120．22亿元，占市县财政收入增量的74．4％，而苏北五市财政总收入增量只有11．73亿元，占市县收入增量的7．3％。由于苏北地区财政收入增收乏力，加之收入留用比例的下降，财力增长缓慢，2022年，苏北五市和苏南四市预算内财政供养人员人均可用财力之比为1：2；到2022年两者差距扩大为1：3，苏南苏北地区之间的财力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支出的刚性增长大大超过了财力增长，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分税制后，尽管地方财政收人和财力有较大幅度增长，但由于财政供养人员的过快增长以及受调整职工工资，增加教育。科技、农业投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快住房、医疗、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影响，财政支出呈刚性增长态势，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据统计，1993—2022年，全省市县级可用财力年均增长18．7％，而同期市县级人员经费年均增长35．7％，人员经费的增幅远高于可用财力的增幅。

（三）经济薄弱地区县乡财政运行困难，欠发工资的现象较为严重。截至2022年底，全省个县（市）中，绝大部分县（市）财政预算内供养人员实际人均财力低于11000元，其中人均财力不足9000元的县（市）有30个，人均财力不足5000元的县（市）还有2个。由于人均财力过低，部分市县发生了和教师工资不能按时发放的现象。

（四）省集中的地方税种、专项收入的种类和项目过多，增加了体制结算的繁杂性，造成了体制运行的不规范。我省调整前体制除了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省集中12．5％以外，对一些小税种，如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资源税、印花税等由省集中一部分，另外对一些专项收入如排污费收入、水资源费收入等实行省与市县分成，且这些收入的集中比例不统一，人为增加了体制的繁杂性。

（五）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规模较小，对经济薄弱地区的扶持力度不够。2022年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总额只有3亿多元，2022年虽然增加到6亿多元，但与市县对省级转移支付的要求相比，省级转移支付的力度明显不够，与一些兄弟省份相比，我省对市县的一般转移支付额也明显偏低。

这些问题说明，七年前确定的财政体制部分内容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已不能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要求，必须下决心对省以下财政体制进行调整，逐步解决体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进一步优化财政的各项职能。

三、省对市财政体制调整的原则和总体目标

为做好省对市的财政体制调整工作，省委、省依据我省客观情况，确定了“激励苏南，锦上添花；扶持苏北，雪中送炭”的财政体制调整指导思想，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以及逐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基本要求，省财政厅制定了财政体制调整的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财政体制调整的原则：

1．“在国家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总体框架下，对现行财政体制作必要的调整”。在国家未对分税制财政体制作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我省这次财政体制调整，仍应坚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方向，调整方案的设计要符合国家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总体要求。

2．“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地区间存在合理差距”。“公平”不等于“平均”，苏南地区人均财力近两年得到缓解，相对高于苏北地区，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其存在的客观基础。财政体制的调整不能演变为“杀富济贫”，不能也不应以牺牲效率来获得绝对的公平。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地方要全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就要有相应的财力。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是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应当允许地区之间财力水平存在合理差距，使各地区财政支出水平基本上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鼓励发达地区加快发展，达到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3．“既考虑地方既得利益，又有利于地区间财力的相对平衡”。原来的财政收入形成的财力已经进入各地的支出基数，如果对存量财力的分配进行重新调整，必然会影响地方的既得利益，财政体制调整的阻力也会很大。采用增量调整的办法，既保证了地方既得利益，又能集中一部分资金，有利于财政体制调整方案的顺利实施。

4．“充分发挥政策的正面导向作用，调动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保护财政收入抓得好、财政支出（特别是对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得紧的地区的积极性，鼓励各地增加收入、控制人员、节减支出。简单用人均财力的概念，不利于控制人员和增加财政收入。

5．“建立相对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近两年我省经济薄弱地区发生的教师工资不能按时发放，这说明缺乏相应的财力。要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为这些地方履行职能提供必要的财力保证。在补助总额的确定上，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全省各市县人均财力普遍还不够高，加之需补助地区财力缺口非常大，通过这次调整很难一下子到位，只能采取建立转移支付制度的办法，逐步加大对经济薄弱地区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地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相对均等化。

6．“方案设计科学、合理、公正、透明和简便”。

（二）财政体制调整的总体目标：

认真落实省委、省区域共同发展战略，为地方履行职能提供必要的财力保障，逐步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相对均等化，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达到保稳定、促改革和支持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目的；进一步增强省级财政调控能力，为加大省级转移支付力度创造条件；着力解决现行体制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财政困难县（市）标准财政供养人员年人均财力达到11000元左右，保障其最基本的支出需要；建立激励机制，调动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增强地方财政的自给能力和自求平衡意识；逐步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健全约束机制，建立规范的财政体制。

四、省对市财政体制调整的主要内容

1、简化和改变省级集中财力办法。取消原省集中的增值税12．5％和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排污费、水资源费等按比例分成以及税收返还增量省集中0．05的政策，原上交省部分，以2022年为基数，实行定额上交。以2022年为基期年，核定各市地方财政收入基数和税收返还基数。今后比基数增长部分，省统一集中20％。考虑到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为保证农材基层的正常运转，对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省不集中。金融保险营业税、省属企业所得税仍作为省级收入。

2、建立相对规范的转移支付和转移支付正常增长机制。为解决县乡财政困难，近年来，我省逐年加大了对市县转移支付力度，2022年省对市县一般转移支付总额为3．67亿元，2022年增加到6．09亿元，今年在农村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10．47亿元、中小学布局调整和危房改造专项转移支付2．5亿元的基础上，准备进一步压缩省级支出，将压缩的省级支出用于增加对县乡的转移支付，将一般转移支付增加到10．8亿元。为改变过去各地对转移支付心中无数、不便于年初预算安排的局面，同时为了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和不合理因素对方案的影响，此次财政体制调整，我省取消了省对市县每年的年终困难补助，采用全国统一、相对规范的转移支付办法，通过测算出的标准收入、标准支出和标准财政供养人员等数据计算核定了各
地的转移支付基数（将2022年标准人均财力低于11000元的县（市）列入财政转移支付的范围，按照各地标准人均财力与11000元的差额，省补助50％）。同时，建立了转移支付补助增长机制，今后凡达到“三保”（保吃饭、保运转、保平衡）的，实行补助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挂钩的办法，即地方财政收入每增长1％，转移支付补助增长1．1％。

3、建立激励机制。以往省对下财政补助采取的是定额补助的办法，补助一旦进入基数后，不再具有约束力，不论受补助地区努力情况如何都不影响补助，因而不能调动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为改变这种现状，同时为了充分发挥政策的正面导向作用，不让财政收入抓得好、财政支出（特别是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得紧的地区吃亏，在此次调整中，全省采用按GDP等计算标准财政收入，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及乡镇个数、中小学学生数等计算行政人员和教师数量，没有采用各地上报数。同时，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各地增加收入、控制人员节减支出。对享受财政转移支付的县（市），在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办法核定补助基数的基础上，采取了补助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挂钩的办法；对没有享受财政转移支付补助的市县（市），采取奖励与地方上交挂钩的办法：对标准人均财力在11000－13000元的市、县（市），按其地方财政收入当年新增上交额给予20％的发展资金，对标准人均财力超过13000元的市、县（市），按其地方财政收入当年新增上交额给予10％的发展资金。发展资金用于支持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此外，对全省所有的市、县建立了地方财政收入上台阶奖励制度。省辖市市本级地方财政收入每增加1亿元，省一次性奖励30万元，县（市）每增加4000万元，省一次性奖励20万元。

4、财政体制调整的配套措施。（1）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和“一是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安排支出，对省补助县（市）的财力，各县（市）要主要用于解决机关、教师及离退休等人员的工资发放和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同时要保证地方机构的正常运转，保证当年地方财政收支平衡。（2）加快预算编制改革步伐，创新体制。推行部门预算，增加预算约束力。改革财政资金缴拨方式，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3）严格控制各种要求财政增支的升级、达标活动。凡超越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的升级、达标活动。财政，律不予补助。（4）加快机构改革步伐，大力精简机构和人员。调整学校布局，对教师队伍合理定编，精简冗员。（5）规范财政性资金的分配秩序。减少多部门参与财政收入分配的现象，严禁在财政体制之外调用属于下级的财力。大力压缩省级各部门对市县补助的专项资金，特别是用于竞争性领域的资金，将压缩的资金用来增加对市县的财政转移支付。除保留教育、农业、科技和抚恤社会救济专款（这些专款只补助，原则上不得要求地方配套）外，其它专项资金从2022年起，力争每年压缩三分之一，通过三年的努力，取消省级部门对市县补助的专项资金。

对于总需求曲线的理解取决于需求改变被视为收入的改变还是物价的改变。 在“凯恩斯交叉图”，“计划总开支”（或“总支出”、“总需求”）曲线（图中蓝色线）绘成一右上倾斜的线，因为消费者会在当可支配收入更高时有更大的需求。而可支配收入与总国民产出正相关。这是因为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与消费在消费函数中成正比。总需求也会因投资增加而上升（由于乘数效应），虽然增幅会因进口及税收随收入一同增加而减少。在此图中，当总需求AD相等于国内产出总量Y时（它对应总国内收入）。这里，总需求等如总供应。
在此图中，均衡水平的产出和需求由计划开支曲线与一条表示总收入与产出的均衡水平（AD=Y）的45度斜线的相交决定。在其交点得出均衡产量Y。
朝向均衡的移动通常经由存货的改变，而存货改变引发生产及收入的改变。若现行产量超于均衡，存货累积，鼓励商人减产，逼使经济回到均衡。类似地，如果产出水平低于均衡，存货减少以应付需求，鼓励企业增产，因此收入移向均衡收入。这个推向均衡的过程在当均衡是稳定时发生，即换言之，当AD曲线比AD=Y曲线平坦时。
在此模式中，均衡产量水平决定均衡就业水平。（这由奥肯法则所连系。）模式本身并没有提出原因解释为何处于均衡的就业水平应该与充分就业挂勾。尽管其他层面的考虑将意味着此关系。
若在各自的收入水平下，任何总需求的成份（C + Ip + G + NX）上升，例如因为企业对于业务前景更乐观，整条AD曲线会向上移。这使到均衡收入和产量亦增加。同样地，如当中有要素下跌，AD曲线会向下移，并推低均衡收入和产量（按定义，AD=Y曲线不会有任何改变。） 有时，特别在教科书上，整条“总需求”会关联到一条看似马歇尔的供求图中的需求曲线。
如此，我们可以把“总需求量”（Y = C + Ip + G + NX不论以实质或名义计算）与任何已知的总平均物价水平P（例如平均物价指数）连上关系。
在此图的AD曲线上，典型地，Y（可支配收入）与P（总平均物价水平）呈反关系。对此，理论上主要的原因是如果名义货币供应（M）是常数，P下跌意味实质货币供应（M/P）增加，鼓励利率压低及开支增加。这通常被称为凯恩斯效应。
运用供求理论时要小心，不同的是，总供应的范围决定了总需求增加会引致实质产出增加还是纯粹的物价上升。图中，任何AD成份在任何已知P下的增加会使AD曲线向右移动。这同时增加了实质产出Y及物价水平P。
不同水平的经济活跃性意味着总需求变动会引发不同的产出与物价上升组合。如图所示，在很低水平的实质总产出，由于有很大量的闲置资源，大多数凯恩斯经济学派的学者都认为总需求变动引起的主要改变是产出和就业。当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收入时，（Y*），我们会发现总需求上升时愈来愈多的物价上升会取代实质产出的上升。
超越Y*，那会变得更极端，总需求变动会完全化为物价变动。更坏的是，超于Y*的产出水平不能长久维持。这里AS曲线只反映一个短期关系，如果经济仍在潜在产出之上运作，AS曲线会向左移，令到原有实质产出的上升消失。
在低水平的Y，世界将更加复杂。首先，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很少经历到物价下跌。所以AS不太可能向下或右移。其次，当他们遭受物价下跌（例如），这将引起难性的通货紧缩。

一、简单移动平均法
　　简单移动平均的各元素的权重都相等。简单的移动平均的计算公式如下：
　　Ft=At-1+At-2+At-3+…+At-n/n
　　式中，Ft--对下一期的预测值；
　　n--移动平均的时期个数；
　　At-1--前期实际值；
　　At-2,At-3和At-n分别表示前两期、前三期直至前n期的实际值。

　　二、加权移动平均法
　　加权移动平均给固定跨越期限内的每个变量值以不相等的权重。其原理是：历史各期产品需求的数据信息对预测未来期内的需求量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除了以n为周期的周期性变化外，远离目标期的变量值的影响力相对较低，故应给予较低的权重。
　　加权移动平均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Ft=w1At-1+w2At-2+w3At-3+…+wnAt-n
　　式中，w1--第t-1期实际额的权重；
　　w2--第t-2期实际额的权重；
　　wn--第t-n期实际额的权重；
　　n--预测的时期数；
　　w1+ w2+…+ wn=1
　　在运用加权平均法时，权重的选择是一个应该注意的问题。经验法和试算法是选择权重的最简单的方法。一般而言，最近期的数据最能预示未来的情况，因而权重应大些。例如，根据前一个月的利润和生产能力比起根据前几个月能更好的估测下个月的利润和生产能力。但是，如果数据时季节性的，则权重也应是季节性的。